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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物业管理在实践中的困境及其解决对策

廖善康（广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 530007）

作者简介：廖善康，男，1969年7月生，广西永福县人，广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法律教研室讲师。

内容摘要：近年来，随着城市建设速度的加快、商品房开发的不断增多，物业管理纠纷也日益增多，本文主要分析物业管理在实践中遇到的与立法不相符合的困境，并积极寻求解决的途径。这对于正确处理物业管理纠纷案，稳定社会秩序，完善物业管理法规，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物业管理企业 业主委员会 困境 解决对策

1908年成立的世界上第一个全国性的物业管理行业性组织——国际建筑物业主和管理人员协会（BOMAI），它标志着物业管理进入法制化，现代化时代。自我国首家物业管理公司——深圳市物业管理公司于1993年3月成立以来，我国的物业管理已风风雨雨地走过十一年，物业管理行业已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态势，但由于我国物业管理起步晚，业主和相关当事人法制差，法制的不完善，我国的物业管理同时也存在着不少的问题。如业主大会不能按时成立或职权不明，业主被物业管理企业或开发商侵权而法律无法予以有效地保护，专项维修基金使用不规范，去向不明等，上述问题在诸如南宁市文华园小区、三元物业小区、聚宝苑小区、恒大新城小区等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笔者拟从物业管理在实践中遇到的困境提出以下几点对策，与各位同仁商榷。
一、物业管理在实践中遇到的困境
2003年5月28日国务院第9次常务会会议通过《物业管理条例》（以下简称物管条例），同年9月1日正式施行。条例共七章70条，涉及业主、业主委员会，前期物业管理、服务与物业使用等内容，可以说物管条例的内容在理论上是比较完善的，然而在实践中施行起来，却遇到以下几个方面的困境：
1、业主委员会的法律地位不明确。物管条例第八条规定：“物业管理区域内的全体业主组成业主大会。”第十五条规定：“业主委员会是业主大会的执行机构。”这一规定从立法上说似乎明确了业主委员会的法律地位，但是，实际操作起来却有不少困难，学术界和法律界对其法律地位也存在争议。有人认为，业主委员会属于《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其他组织”，有人则认为，业主委员会既不属于法人，也不属于其他组织，它根本无诉讼主体资格。就拿众所周知的福州海景花园的业主委员会告物管公司一案来说，因业主委员会法律地位不明确，致使一案一输一赢。其具体案情如下：福州海景花园的业主委员会在去年下半年因物业管理纠纷，把原物业管理公司告上法庭。法院于去年11月底判决，明确了业主委员会作为该案的主体，判决原物业管理公司退出海景花园并向业主委员会移交物业管理权。然而， 3个月之后，法院对于他们因架空层车位权属之争而状告房地产管理局和房地产开发商的案件，经过三天的开庭审理，却认为业主委员会只负有代表和维护业主物业管理方面利益的权利，而无代表和维护业主房屋所有权的权利，不享有参加该案诉权，从而做出了驳回原告海景花园业主委员会的起诉。一位网友甚至十分激动地写道：“惊闻以业主委员会无诉主体驳回诉讼，让全国业主心寒。如果业委会不能代表广大业主，谁能代表？不要让法律的某些环节成为现今极个别腐败分子可钻之处。呼吁相关部门还民一片天，真正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业主委员会法律地位的不明确，使业主委员会处于尴尬的处境，也不利于保护广大业主的合法权益，长此以往，容易造成社会的不稳定。
2、开发商与物业管理企业责权利不对等。物管条例第24条规定国家“提倡”建设单位按照房地产开发与物业管理相分离的原则，通过招投标的方式选聘具有相应资质的物业管理企业。然而，在实际操作中，不少地开发商自行组建物业管理企业，并将其建设中的质量、服务承诺推到物业管理企业头上，使其成为“替罪羊”。比如业主按规定交2%的专项维修资金，由开发商收取后即自行挪作它用，并未按规定转到物业管理企业帐上。据广州市政府估计，广州各住宅小区建立物业专项维修基金“理论计算”数额应达30亿元，但这笔资金到2003年6月底只筹集到2亿多元，其中按规定存入指定银行开设专户的只有5000多万元，其余的很可能已被开发商截留挪用，造成物业应维修时因资金问题无法维修的矛盾。物管条例还规定，物业管理企业在接管物业时，开发商应当向其移交竣工验收资料及相关材料，但由于物业管理企业是开发商自行组建的，所以，开发商便省了这一环节，将建设过程中的隐患推到物业公司头上，而物业管理企业的经费首先来源于开发商，它不得不听从其安排，否则就只有走人。比如在南宁市文华园小区中，文华园物业公司就是开发商——国凯房地产开发公司所组建，其人事权、财权均在国凯公司，当有业主因房屋建设质量问题而要求物业公司解决时，它便向国凯公司请示并按其要求执行。假如开发商不负责任，造成问题久拖不决，而业主只能认为是物业公司的责任，便采取不交物业管理费等措施来应对，物业公司收不上费用只能少服务或不服务，如此一来，便会形成恶性循环，对小区的治安、公共环境设施的维护极为不利。
3、业主大会与建设单位、物业管理企业地位不平等，易引起双方的矛盾冲突。按条例规定，业主大会是业余的松散的没有法律地位的非赢利组织，而业主委员会只是其执行机构，法无明文规定业主大会或业主委员会有诉讼主体资格。而建设单位、物业管理企业却是具有法人地位的商业性组织，这种法律地位的不平等必然导致权利义务不对称，如建设单位能自行决定挪用专项维修资金，物业管理企业有权决定提高物业管理费，自行出卖或出租公共停车场等。当业主想按法律规定解聘物业管理企业时，就会发生新旧保安齐上阵的景观，殴打业主委员会成员，其后果可想而知。在广州市就曾发生过几起此类案件。
4、房管部门有权利、义务却无处罚责任，导致业主大会无法及时召开，业主委员会无法及时成立，业主与物业公司（开发商）发生矛盾时无法及时有效地解决。物管条例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物业管理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第10条明确规定，同一物业管理区域内的业主，应在当地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的指导下成立业主大会，并选举产生业主委员会。由此可知，地方房地产行政管理部门对物业管理和业主大会成立有监管权利和义务，业主大会的召开是在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召开的。但从实际操作来看，困难极大。一是房管局作为传统体制下的国家管理部门，却在原有基础上无故增加其负担，而得不到相应报酬，这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是难以调动其积极性的；二是业主大会早已被看成是物业公司的“对手”，如果其按时成立又有相应地物业所有权权利，物业公司（开发商）即有被监督的可能，再加上政府部门的监督，物业公司想投机更是难上加难，只好循规蹈矩，其所得好处便大打折扣了，所以他们是极不愿意成立业主大会的。在此情况下，如业主大会遭遇阻挠时，地方房管部门应当如何做，如地方房管部门未尽其职时，又应当如何承担失职责任？这些问题由于物管条例未曾规定，所以，在实际操作中，地方房管部门几乎都不管。
二、解决对策
前面已经提到，我国物业管理在立法与实践中的困境极不利于保护业主的合法权益，不利于社会的安定团结，因此，完善我国现行物业管理方面的法规，是解决上述困境必须着力解决的一项问题。有鉴于此，特提出以下对策：
1、立法上明确划分建设单位与物业管理企业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包括前期物业管理）。首先应当在立法中明确建设单位对开发完毕已竣工验收合格的小区住宅必须实行前期物业管理，其组成应由建设单位在当地房管部门指导下进行。规定入住率达到一定比例（如30%——50%）或首次交付使用达到一定期限，房管部门必须组织业主筹备成立业主大会，如果建设单位或前期物业管理企业阻挠业主大会成立的，一定比例（如10——15%）的业主可向房管部门申请强制成立业主大会，房管部门应当给予支持，否则，业主可向上一级行政主管部门提出行政诉讼，状告房管部门“不作为”。
业主大会成立并选举产生业主委员会后，在一定期限内（如6个月）应当做出选聘新物业管理企业的决定，在选聘新物业公司期间，建设单位必须将物管条例第29条规定的竣工验收资料、技术资料说明文件等移交业主委员会保管，由业主大会授权委托业主委员会在房管部门的指导和街道办事处的配合下确定物业管理企业，定聘后，业主委员会再将上述物业资料转交物业管理企业保管。物业管理企业直接对业主委员会负责，最终对业主大会负责。以此杜绝“老子”遗祸“儿子”担罪现象发生，对现有建设单位已设立的物业管理企业，可采取限期分离办法解决，使建设单位逐步淡出物业管理行业。
2、立法应明确业主委员会的法律地位，建立建设单位、物业管理企业与业主三者互相平衡制约、相互监督的制约机制。业主委员会的产生，体现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人通过建立团体关系、维护共同性物业权益的强烈愿望。它由业主大会选举产生，其对公共物业财产的管理权利，来自于区域内全体区分所有权人以业主公约或业主大会授权的方式所做的委托，双方之间产生的是一种类似于信托性质的民事关系。可以说，成立业主委员会这样的法律主体，是所有权人行使公寓化建筑物所有权的一种新的法律形式。但正如胡杰丰律师所说，业主委员会与业主大会的关系就如公司董事会与股东会的关系，业主委员会只是业主大会的一个内部机关，而不是法人和其他组织。按照法律规定它并不具备任何法律主体资格！这对于当事人的诉讼、对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的及时有效保护，以及对法院的案件审理工作都将带来很大的困难和压力，它既不符合司法效率的原则，也不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也使物业管理在立法与实践中脱节，并陷入难以自拔的困境。因此，法律应明确规定业主大会可在依法成立并登记后取得法人资格，业主委员会是大会的执行机构，它负责实施其决议，代表业主大会对物业进行有效管理。这有利于改变业主与物业公司权责不对称的状况，从而有效地缓解矛盾，并最大限度地避免纠纷的发生。
3、用法规或司法解释明确物业公司与业主的关系——服务与被服务、被委托与委托的合同关系、业主大会与政府的关系，它们之间是互相配合，互相支持，互相协助的关系。这一规定能更有针对性地解决物业管理纠纷，以南宁市澳洲丽园物业管理为例，物业管理公司就明确了本身的权利义务和地位，对于业主投诉的问题都能及时有效地以解决。这种到位的服务深受业主欢迎。业主就更加支持物业管理公司的正常管理活动，形成良性循环。与此同时，政府部门也应指导业主大会开展工作，两者相互配合，互相支持，互相协助，共同搞好物业管理区域内的安全卫生、交通、绿化等工作。
4、明确地方房管部门的失职责任，把物业管理的监督权授予广大业主。根据国务院《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起草行政法规，应当符合体现行政机关的职权与责任相统一的原则，在赋予有关行政机关必要的职权的同时，应当规定其行使职权的条件、程序和应承担的责任”的规定。物管条例应当补充规定地方房地产行政管理部门对业主大会成立遭遇阻挠应承担的责任及其失职时应当承担的责任。广大业主也可以行使监督权，只有如此，才能够确保物业公司管理的规范化。
5、建立专项维修基金管理委员会。专项维修基金的收取、管理、使用、续筹与监督等均应明确到位，建立专项维修基金管理委员会，对其使用情况、利息情况定期予以公布。从实际情况看，专项维修资金的筹集一般有三种途径，第一是开发商售房时按房款2%收取，然后转给物业公司保管。第二是业主购房时不交专项维修基金，待用时再以业主大会决议形式筹集。第三是在收取物业管理费用中分两部分，一部分为平时物业管理支出，另一部分为专项维修资金。至于采取哪种方式续筹专项维修基金，也必须经物业管理区域内全体业主所持投票权2/3以上通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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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物业管理条例》[N].法制日报,2003年6月20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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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戴世锋 .王一玫.福州物管新规亟待明确3项权利,[N].中国地产报.2004年5月22日.
5、杜星.许琛.住宅小区双管家对撼斗“撑” [N] 羊城晚报, 2003年6月28日.


　　【提示】“两利相衡取其大，两害相较取其轻”，“为了作出一个正义的判决，法官必须确立立法者通过某条特定的法律所旨在保护的利益”，“利益衡平”的方法体现在个案中，体现为当事人之间具体法律利益的冲突，价值判断就意味着在冲突的利益之间进行选择，以维护并体现妥当价值观念的利益诉求。传统的司法观念中，如果所有权人起诉要求居住权人腾房，法院一般会按所有权的绝对性原则判决住房人腾退，实践中将所有权的四项权能即占有、使用、能益、处分权整体对待，住房人没有所有权，便无权占有和使用。但针对公房或已购公房的所有权人要求同住人可居住人腾房的，就需要通过利益衡平原则妥当裁判，公有住房或已购公有房屋的产权人，有义务保障自始占有使用人的居住权。
　　【案情】北京市朝阳区安贞里一处楼房，系公有住房，先前由原告之父与被告共同居住使用，原告父亲去世后，原告通过房改政策回购了此房，被告系与原告之父共同居住的亲属，现原告以自己取得房屋所有权为由，起诉要求法院判令被告腾退房屋。
　　【审判】针对是否判令被告腾退房屋，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被告在诉讼中没能提出证据推翻原告所的产权证明，根据物权公示公信原则，诉争房屋所有权人为原告，故原告对该房屋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而被告未经所有权人的同意，居住使用原告所有的房屋，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因此，判令被告将诉争房屋腾退给原告，同时将该房屋钥匙交还给原告。
另一种意见认为：诉争房屋为拆迁安置房，原告通过房改政策购买，原告为所有人，被告作为被安置人，其对该房屋享有居住的权利，被告一直在此房居住，其与原告为家庭亲属关系，原告虽然得到了房屋的所有权，但不应剥夺被告的居住权。
　　一审法院最终按照所有权的公示公信原则，判令被告腾房，被告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经审理后，判决撤销一审，改判驳回原告的主张。
　　【分析】本案确属民事审判中最常见的权属纠纷，案件简单，只集中在法律适用焦点方面，笔者以此个案为引导，探求背后的深意。本案中两级法院对于一审程序认定的事实并无二致，但是其裁判结果完全不同，一审法院基于民法传统对物权公示公信原则，肯定房屋所有权对物享有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完整权属，认定房屋实际占有人侵犯了原告的所有权，判其败诉，而与之本应的，我们可以明确看到，二审法院仍然确认原告依法取得所有权，可见二审与一审有共同的认定，仍然坚持了物权公示公信原则和四项权能，但是，二审法院也同时肯定了被告的居住权，并且这一权利在个案中获得了对抗所有权的胜利，此虽属平凡的个案，却不能不让我们每一个法律实践者深思。
【理念】居住权是我国现行民事实体法中没有得到确认的权利，在民法体系中它属于“占有”的一种形态，而占有在我国一直推崇的德国民法中位于物权编首位，其地位自不待言。本案二审法院突破传统观念和制定法的局限，通过利益衡量，综合考虑本案中各方当事人与诉争标的的关联程度，作出突破性裁判，从民事诉讼解决纠纷的角度出发，妥当地实践了定纷止争、保障权益的诉讼目的。诱过卷宗我们应当能看到一幅景象，被告身为孤儿寡母，相依为命，如果将其撵出居住的房屋，很可能生存都难以有保，被告一家正面临着要被赶离已经居住生活多年的家居的困境，究其原因，就是所有权人不让其居住。面对北京的房价已经高的离谱的现实，如果这一家人被赶出熟悉的家，他们将在何处挡风避雨，民事裁判的形成，法律效果并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在个案中社会效果不能忽视，我们不能直视更多的人无家可归而无动于衷，更不能在僵化司法理念指导下对此种形势推滤助澜。当面临制定法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形，法官自由裁量权限应当更多考量社会的正义与公平。正如本案二审法院突破性裁判昭示的，在法律原则框架内，在不违反强制性规定的前提下，根据案件事实，法院进行利益衡量，给予弱小者以更多的司法关怀。毕竟诉讼中的对抗并不仅取决于诉讼技巧和当事人所掌握的社会资源，诉讼的魅力所在是体现于其中正当程序之上实质正义的实现。
　　本案之前，在2001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给山东省高院的答复，首次提出以民法方法保护公民在宪法上的基本权利，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可作为法院裁判的依据，但其背后的意旨是极为明显的，司法理念一定程度的更新，实践经验的点滴积累，预示了司法的光明前景。
如果法院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那么审判者就是这道防线的守护人，司法作为社会关系最稳定的调节器，在我国现行法律条文粗疏、规范大量缺失的当下，应当肩负弥补成地漏洞的责任。无论立法者怎样努力，法律规定总是会或多或少地落后于实践，尤其是在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法律更是常常滞后于现实需要，在现代国家权力分立的框架内，漏洞的填补责任必由司法承担。拥有丰富审判经验的法官肩负的重任，应当是在制定法保证的法的安定性以及由法官自由法官的自由裁量所保证的妥当性之间作出衡平。
当下社会和谐已经成为时代的主题，仅依靠立法不可能对现存的种种冲突纠纷解决提供答案，必须同时对各种相互冲突的利益价值进行评判、取舍和选择，从中判断出具有重要意义的利益加以确认，正如笔者所引案件中法官通过审理了解事实情况，确认处于弱势一方当事人享有居住权这样一种用益物权的权属形态，并通过突破性判决，在个案中实现利益衡平，最终解决纷争。【公房法律专业律师】

　　张生贵律师 北京世纪律师事务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