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票据法上的拒绝证明
吴万群
[摘要] 拒绝证明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其外在形式不是单一的，具有多样性。在持票人直接取得拒绝证明困难时，一些机关的文件也起着拒绝证明的替代作用。在法定的条件下，持票人可以免除提供拒绝证明而行使追索权。
[关键词] 票据法; 追索权; 拒绝证明; 拒绝证书
所谓拒绝证明是指票据法规定的，对持票人依法提示承兑或提示付款而被拒绝，或无法提示承兑或提示付款这一事实具有证据效力的文字证明，可分为拒绝承兑证明和拒绝付款证明。[1]（P229）作成拒绝证明是追索权程序的重要手续之一，同时也是持票人行使追索权的重要程序之一。这是因为，追索权的行使虽然必须以持票人不获承兑或不获付款的发生为前提，即如果持票人未向付款人或承兑人提示承兑或提示付款的话，就不得行使追索权。但是追索权是持票人向其前手行使的，而其前手若要得知持票人已依法提示承兑或提示付款而被拒绝，并确定持票人已享有合法的追索权，就是需要持票人向其前手提供拒绝证明。这样持票人的前手才能相信持票人可以行使追索权并向其履行债务。因此，拒绝证明在保全持票人的享有的票据权利方面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一、拒绝证明的外在形式
拒绝证明的外在形式，是指能承担拒绝证明内容任务的载体。拒绝证明的外在形式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具有证据的作用与价值。一个国家的票据所规定的拒绝证明的形式具有多样简便的特性，就能更好的保全持票人的票据权利。反之，则使持票人的行使追索权时会遇到更大障碍和耗费更多的精力和财力。长期以来，大多数国家将由一定的机关作成的拒绝证书作为唯一的法定的证明形式。但是，随着票据交易的日益发展，拒绝证书也因其手续繁琐而越来越不适应新的经济形式。于是，拒绝证明多样性势在必行。因此，虽然当今各国的票据法对拒绝证明的形式有着不同的规定，但是多数国家除规定拒绝证书这一主要的拒绝证明的形式外，还规定了其他一些简便易行的证明形式。
（一）拒绝证书
拒绝证书是传统的法定证明形式，它是用以证明持票人曾经依法行使票据权利，但未达目的或无从行使票据权利的要式公证书。由此可见拒绝证书应具有这些特点：（1），拒绝证书只能有特定机关制作。拒绝证书是要式的公证书而非不要式的私证书，所以只能有一定机关作成而不能由私人作成。如《日本拒绝证书令》第一条规定：“票据或支票的拒绝证书，由公证人或执行官作成。”我国台湾地区的票据法第106条规定：“拒绝证书，由持票人请求拒绝承兑地或拒绝付款地之法院公证处、商会或银行公会作成之。”但事实上仍只有公正机关制作。[2]（P193）英国的《票据法》第51条第2款规定：“如果国内汇票遭到退票，只要持票人认为合适，得视具体情况或对拒绝承兑或拒绝付款作成公证记录。”[3]（2），拒绝证书是法定的要式证明文书。拒绝证书作为要式的证明文件一方面可以为保护持票人的利益提供强有力的证据，持票人易于获得赔偿；另一方面对被追索人亦有益处，要求持票人作成拒绝证书而后赔偿，由于其具有较强的可信度从而能更好的防止诈欺行为。[4]（p295）（3）拒绝证书是证明持票人曾依法行使票据权利或无从行使票据权利的书面证明材料。因此，拒绝证书不具有证券的特点，它仅是为了证明一种法律事实的存在，而不表示权利[4]（p295）。
我国的票据法虽然规定了略式拒绝证明形式，但是对于拒绝证书未作规定，这不能说不是立法方面的一个缺憾。在我国当前的《票据法》现有的规定下，虽然持票人在无拒绝证书的情况下，仍然可以有其他形式来证明持票人已依法行使票据权利而被拒绝或无法行使票据权利。但是，拒绝证书作为拒绝证明最有证明力的形式，则更为适合面额较大和流通性较强的票据。另外，拒绝证书形式的拒绝证明是各国普遍存在的，而其他的拒绝证明形式是在各国规定的极不统一。因此，无论从对内完善票据制度还是从对外便利经济交流来看，我国《票据法》都应对于拒绝证书予以明确规定。
（二）拒绝证明的其他形式
拒绝证明的其他形式是指除拒绝证书之外的，能证明持票人依法提示承兑或提示付款而被拒绝的事实的法律文书。相对于手续繁琐的拒绝证书来说，其可被称为略式拒绝证明形式，主要包括退票理由书以及承兑人或付款人或者代理付款行在票据上记明提示日期、拒绝事由、拒绝日期并签章。
退票理由书，一般是指在持票人向承兑人或付款人委托的代理银行提示承兑或提示付款遭到拒绝后，由付款人委托的代理银行出具的，记载银行不承兑或不付款理由的书面证明文件。在市场经济日益发达的现代社会里，随着银行业的发展，银行作为社会活动的中介机构作用的增强，通过银行办理票据结算和转帐结算，越来越成为社会经济活动中法人或公民进行资金清算的主要形式。通过银行办理票据结算时，付款人应在发票前或票据到期日届满前，将资金存入其委托的付款银行，持票人可直接向付款银行提示承兑或提示付款，也可以委托其开户银行向付款银行提示承兑或提示付款。如果付款人在发票后或票据到期日届满时，其帐户上没有足够的资金支付票据金额，或有其他原因使持票人未获承兑或未获付款时，付款银行应填具退票理由书，直接退给持票人，或退回收款银行转交持票人。退票理由书是持票人已经行使票据权利而未获结果的证明，和拒绝证书一样是拒绝证明的一种形式，持票人持退票理由书行使追索权和持拒绝证书一样能够行使追索权。我国的《票据法》就规定了这种略式拒绝证明形式，并且将出具退票理由书规定为承兑人或付款人的一项义务。《票据法》第62条第二款规定：“未出具拒绝证明或者退票理由书的，应承担由此产生的民事责任。”①
持票人向付款人提示承兑，或者向承兑人或者付款人提示付款时，如果被拒绝承兑或付款的，持票人可以要求承兑人或付款人或者代理付款行在被拒绝承兑或被拒绝付款的票据上记明提示日期、拒绝事由并签章。这种签章式的拒绝证明形式比退票理由书更简便易行且有更广的适用范围。因此，不仅在我国，其他许多国家对此也都有规定，如美国《统一商法典》第3-510条就规定：“下列事项应允许作为证据，并构成对拒绝证书和上述任何退票通知的推定：（一）前条规定的正规格式文件，其意图是作成拒绝证书的；（二）则付款人、付款银行或提示银行在票据上或伴同票据所的专门盖章或局面记载，载明承兑或付款因符合拒绝事由而遭拒绝的；（三）付款人，付款银行，或任何托收银行，在其通常业务过程中所作的任何簿册或记录，显示拒绝的，即使由谁作的这种记录没有证明亦然。”[3]
二、拒绝证明的替代
无论是拒绝证书还是退票理由书都表现为直接从承兑人或付款人取得有关的证明。但是，在特别情况下，持票人无法直接从承兑人或者付款人处取得有关证明时，如果要行使追索权，则需要从有关机关取得相应的证明，以替代拒绝证明。
1、医院、公安机关等有关单位出具的承兑人或付款人死亡的证明。依据《票据法》第63条的规定，持票人因承兑人或者付款人死亡不能取得拒绝证明的，可以依法取得其他证明。这里的“其他证明”一般是指医院、公安机关等出具的死亡证明。另外，“其他证明”下可以是人民法院的宣告死亡判决书。
2、有关机关出具的承兑人、付款人逃匿的证明。依据我国的《票据法》第63条的规定，持票人因承兑人或者付款人逃匿而不能取得拒绝证明的，可依法取得其他相关证明。《票据管理实施办法》第28条将出具当事人逃匿证明的机关限定为司法机关。在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之外国家机关出具承兑人、付款人逃匿的证明法院也通常予以认定有效。
3、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文书。《票据法》第64条第1款规定，承兑人或者付款人被人民法院依法宣告破产的，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文书具有拒绝证明的效力。换句话说，在承兑人或者付款人依法破产时，即丧失了对汇票进行承兑或者付款的能力，持票人不可能取得当事人直接出具的拒绝证明。《票据法》即允许持票人无须取得其他证明，而将人民法院有关的司法文书直接作为相应的证明，此时，即认为持票人具备行使追索权的有关形式要件。
4、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的处罚决定。《票据法》第64条第2款规定：“承兑人或付款人因违法被禁令终止业务活动的，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的处罚决定具有拒绝证明的效力。”与上述情形相同，承兑人或付款人因违法被责令终止业务活动时，承兑人或付款人不可能再为付款或承兑行为，持票人同样也不可能取得当事人直接出具的拒绝证明，故《票据法》允许持票人将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的处罚决定作为相应的证明。此时，也认为持票人具备行使追索权的有关形式要件。
由此可见，依照我国《票据法》的规定，上述四种情形中持票人取得的有关合法证明都具有代替承兑人或者付款人出具的拒绝证明的效力，持票人向其前手行使追索权可依据这些合法证明而进行。国外的票据法对拒绝证明的替代问题也有所规定，如日内瓦《统一汇票本票法》第44条第6款规定：“付款人不论其已否承兑，或不获承兑汇票的发票人受破产宣告时，此种情况下，持票人行使追索权，只要出具法院的裁定书即可。”[3]德国的《汇票本票法》第44条第6款第2项规定：“提示登载在《联合公报》上或登载在规定刊登法院公务公告的报纸上的法院裁决公告应受到与出示法院裁决同样的重视。”[3]
三、拒绝证明的免除
一般而论，作成拒绝证明是为行使追索权的必经程序，如果持票人未在法定期限内请求作成拒绝证书，即发生丧失对前手的追索权的后果。但是，在一定的条件下也可以免除持票人请求作成拒绝证明。
1、在票据当事人有约定的条件下免除作成拒绝证明。作成拒绝证明虽为持票人行使追索权的必经程序，但由于作成拒绝证明的费用必须由被追索人负担，且作成拒绝证明实际上等于向公众证明该票据信用的不足，结果对票据债务人很不利。所以，票据法允许有关票据当事人在汇票上作“免除作成拒绝证明”或“退票时不承担费用”的记载。这样即节省了费用，又维护了票据债务人的信誉。[5]（P120）如德国的《汇票本票法》第46条第2款就规定，经在汇票上加注“不负担费用”、“免于作成拒绝证明书”的批语或具有类似含义的批语并签名，出票人及任何背书人或保证人得免除持票人行使追索权而须作成拒绝证书或具有类似含义的证明的义务。[3]日内瓦《统一汇票本票法》第46条第1款也规定，发票人、背书人或票据保证人得在票据上记载“退票时不承担费用”或“免除作成拒绝证书”，或其他同义之文字并签名时，持票人可以不作成拒绝承兑证书或拒绝付款证书而行使其追索权。第三款规定，第一款记载，如为发票人所为，对于汇票上一切签名人均发生效力。发票人已为第一款之记载，但持票人仍作成拒绝证书时，应自负担其费用。但该记载如系背书人或票据保证人所为，而已作成拒绝证书者，其费用得向汇票上一切签名之人要求偿还。[3]我国台湾地区现行票据法第94条的规定与此基本相同。但我国台湾地区现行票据法第94条所规定的记载“免除作成拒绝证书”之人不包括票据保证人。我国的《票据法》对此问题未有规定，一般认为发票人或背书人或票据保证人如作此类记载的则不生票据法上的效力。
2、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下免除作成拒绝证明。从国际上的立法规定来看，法定免除拒绝证明的事由主要是不可抗力。日内瓦《统一汇票本票法》第44条第4款规定：“如不可抗力之事由延至到期日后30日以外时，持票人得径行行使追索权，无须提示或作成拒绝证书。”[3]我国的《票据法》对此也未有明确的规定，但是，由于民法的基本原理在商法未规定问题上可适用，从民法理论方面来解释可以认为：当不可抗力发生并延续一定时间时，持票人如无法提示或作成拒绝证明，则持票人应可免除请求作成拒绝证明。
3、在已作成拒绝承兑证明时对拒绝付款证明的免除。对于此规则，笔者认为不需要法律予以明文规定，这是因为付款人既然拒绝承兑，则其为付款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了，所以能够毫无争议的认为拒绝承兑证明也可以当作拒绝付款证明。尽管如此，国际上的许多票据法都也进行了明确规定。如日内瓦《统一汇票本票法》第44条第款规定：“拒绝承兑证书作成后，无须再为付款之提示，也无须再付款之提示，也无须再请求作成拒绝付款证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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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赵威.票据权利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
[Abstract] Protest proof should be an abstract concept and its manifestation is not single but various. As the holder of bills can，t obtain protest of proof directly , the files of certain organs are also playing the substituting function as the protest proof. Furthermore, the holder of bills can also be exempted from providing protest proof to exercise the right of recourse under certain legal conditions.
[Key words] the Law of Negotiable Instruments, the right of recourse, protest proof, protest of bills
湖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1997年修正）
湖北省人大
湖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修正）
颁布单位:湖北省人大常委会
颁布时间:19971203
实施时间:19980101
内容分类:妇女权益保护
题注:（１９９４年５月１２日湖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７次会议通过 １９９７年１２月３日湖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３１次会议修改）
目录: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政治权利
第三章 文化教育权益
第四章 劳动权益
第五章 财产权益
第六章 人身权利
第七章 婚姻家庭权益
第八章 法律责任
第九章 附则
正文: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保障妇女的合法权益，充分发挥妇女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和其他有关法律的规定，结合我省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方面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 保障妇女合法权益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本省区域内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都应依法履行各自的职责，切实保障妇女享有的各项权益。每个公民都有权利和义务制止、检举、揭发侵犯妇女合法权益的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加强对妇女工作的领导，为保障妇女权益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促进妇女事业的进步与发展。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立妇女权益保障工作机构，负责指导、协调、督促、检查保护妇女合法权益及本办法实施的工作。
第四条 各级妇女联合会及工会女职工委员会等妇女联合会的团体会员是妇女利益的代表者、维护者，应当积极做好保障妇女权益工作，督促有关部门和组织落实各项保障妇女权益的措施。
第五条 妇女应当自尊、自信、自立、自强，加强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增强法律意识，运用法律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自觉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
第二章 政治权利
第六条 妇女有权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民政府在制定涉及妇女切身利益的政策、法规，制定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时，应听取同级妇女联合会的意见。
第七条 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换届选举时，应积极做好妇女代表候选人的推荐、宣传工作，代表候选人中妇女比例一般不低于３０％。
第八条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应当重视培养女干部，推荐、选拔女干部担任领导成员。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成员中一般应有女干部。女职工较多的行业和部门的领导成员中应有女干部。民族自治州、自治县应重视培养和选拔少数民族女干部。
第九条 各级妇女联合会及其团体会员可以向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推荐女干部。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及干部管理部门应当重视妇女组织的推荐意见。
第十条 企业的工会女职工委员会作为妇女联合会团体会员应有代表参加企业管理委员会。 企业应重视和采纳工会女职工委员会提出的合理意见和建议，保障女职工参加民主管理和监督
第三章 文化教育权益
第十一条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必须保证适龄女性儿童少年按时接受规定年限的义务教育，不得以任何理由迫使其辍学。 各级人民政府及教育主管部门应及时准确地掌握辖区内适龄女性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情况，督促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履行义务。
第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办学单位应创造条件保证适龄女性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对就学确有困难的，应依照有关法律、法规予以减免学杂费。
第十三条 学校应对女性青少年进行青春期卫生保健知识的教育，促进女性青少年健康成长。
第十四条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应采取积极措施，创造条件，有计划地对妇女进行多层次、多形式的科学技术培训，提高妇女的科学文化知识和生产技能。
第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教育主管部门应当重视扫除妇女文盲、半文盲工作，制定扫盲规划，根据妇女的特点开展扫盲工作，并定期对扫除妇女文盲、半文盲工作进行检查。
第四章 劳动权益
第十六条 各单位在录用职工时，除不适合妇女的工种或岗位外，不得以性别为由拒绝录用妇女或提高妇女的录用标准。 女性毕业生享有与男性毕业生平等的分配就业权利，除国家明确规定外，接收单位不得以性别为由拒绝接收女性毕业生。禁止招收未满十六周岁的女工。
第十七条 实行男女同工同酬。在晋职、晋级、评定专业技术职务等方面不得歧视妇女。
第十八条 男女职工享有分配住房的平等权利，任何单位在分配住房、集资建房、出售公房时，不得对女职工作出歧视性的规定。
第十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劳动主管部门应有计划地对待业妇女进行培训，开辟适合妇女工作的就业渠道。
第二十条 企业在转换经营机制和实行劳动制度、工资制度改革时，应当保护女职工的合法权益。企业确定女职工内部退养年龄，不得违反国家有关规定。企业及其行政主管部门应积极创造条件，多渠道、多形式地妥善安排编余女职工。
第二十一条 在女职工经期、孕期、产期、哺乳期间，企业单位不得安排其从事禁忌性劳动；产假期间工资照发，不影响其福利待遇和参加晋职、晋级、评奖。任何单位不得以结婚、怀孕、产假、哺乳等为由将女职工辞退、解聘或转为待聘人员。
第二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创造条件，逐步建立和完善女职工生育基金社会统筹制度，为妇女生育提供社会物质保障。
第五章 财产权益
第二十三条 夫妻双方对共同财产享有平等所有权；未经女方同意，男方不得擅自处分共同财产。
第二十四条 妇女依法享有与男子平等的财产继承权。同一顺序的法定继承人中，对年幼、老年、丧失劳动能力的女性家庭成员应予以照顾。
第二十五条 农村划分责任田、口粮田和批准宅基地，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妇女结婚后，夫妻双方共同享有口粮田、责任田、宅基地。离婚妇女未异地再婚的，其口粮田、责任田不得被剥夺；需要建房并符合条件的，乡镇人民政府应批准适当的宅基地。
第二十六条 离婚或丧偶妇女再婚或迁移时，有权携带、处分个人财产和继承的财产，任何人不得干涉。
第六章 人身权利
第二十七条 女婴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禁止溺、弃、残害女婴。公安机关对侵害女婴生命健康权案件应及时立案查处；民政部门对确实查找不到遗弃者的女婴应及时收养；计划生育部门应将溺、弃女婴列入生育者的计划生育子女数。
第二十八条 卫生主管部门和医疗单位应对各类能够进行胎儿性别鉴定的医疗设施及其操作加强管理。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非法对胎儿进行性别鉴定。
第二十九条 条 在家庭生活中禁止对女性家庭成员进行虐待。有关组织应对受害者的投诉及时查处；受害者投诉困难的，人民群众、社会团体、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及受害人所在单位，应依法支持和协助其投诉。
第三十条 禁止拐卖、拐骗、绑架妇女和收买被拐卖、拐骗、绑架的妇女。 各级人民政府对被拐卖、拐骗、绑架的妇女负有解救职责，具体解救工作由公安机关会同有关部门执行。对被解救的妇女，当地人民政府应做好善后工作，任何人不得歧视。
第三十一条 禁止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妇女卖淫或者雇佣妇女从事色情活动。禁止为卖淫、嫖娼及其他色情活动提供场所和条件。
第三十二条 妇女的肖像权、名誉权和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宣扬隐私等方式损害妇女的名誉和人格。禁止对妇女进行性骚扰。禁止非法搜查妇女的身体。
第七章 婚姻家庭权益
第三十三条 保护妇女婚姻自由权。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变相买卖婚姻及其他非法干涉妇女婚姻自由的行为。任何人不得限制、干涉丧偶、离婚妇女的再婚或不再婚的自由。 丧偶妇女对未成年子女的监护权受法律保护，任何人不得限制和干涉。
第三十四条 任何人不得以生育女婴或不生育为由歧视、虐待妇女或者迫使妇女离婚。女方因生女婴受虐待被迫同意离婚的，由男方负担女孩独立生活前必需的全部生活费和教育费，在处理夫妻共同财产时应照顾女方利益。
第三十五条 男方婚前所有的房屋，婚后由夫妻双方共同使用、管理，婚姻关系存续十年以上的，应认定为夫妻共有。
第三十六条 保护离婚妇女的房屋承租权。离婚前夫妻共同居住的房屋，婚前由男方承租、婚姻关系存续五年以上，或者婚后以男方名义申请承租的，双方都享有承租权。
第三十七条 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对涉及的公房居住权、承租权，应按照照顾女方和子女权益的原则并案处理。对男方单独享有居住权、承租权的公房，离婚后女方确无居所的，男方有条件的应让女方暂住或者给予女方适当的租房经济帮助。
第三十八条 离婚后子女随女方生活的，男方应按照离婚协议或判决、裁定书，负担子女独立生活前所需生活费和教育费；子女因治病、上学、物价上涨等特殊情况导致实际费用的需要超过原定数额的，男方应予分担。
第八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九条 妇女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被侵害妇女及其他关系人有权要求有关主管部门处理，或者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也可以向当地妇女权益保障工作机构或妇女组织投诉。有关主管部门接到投诉后，应依照国家法律、法规及本办法的有关规定及时查处，妇女权益保障工作机构和妇女组织应当予以支持和监督。
第四十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侵害妇女合法权益，法律、法规已规定处罚的，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罚。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由当地人民政府或者所在单位对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予以批评教育，并责令其送子女或被监护人复学。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六条第三款，由当地人民政府或主管部门责令停止招用，并对企业或责任人处以１０００至５０００元罚款。处罚后仍不改正的，加倍处罚，并由主管部门对有关单位主要负责人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六条第一、二款、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第一款和第二十一条，由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对单位主要负责人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三条，人民法院在分割财产时，对男方应予以少分或不分。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由当地人民政府对直接责任人员进行批评教育，并责令改正；对强占妇女责任田、口粮田拒不交还的，由乡镇人民政府强行归还。
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八条，由卫生主管部门对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的，依法取消执业资格，对单位、个体诊所，由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吊销其《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执业许可证》。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第三十三条，由行为人所在单位和组织对其进行批评教育或者给予行政处分。
第九章 附则
第四十八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１９８４年７月１８日湖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的《湖北省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若干规定》同时废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