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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刑事涉案财物的追缴和管理，不仅关系到受害人权利的保护，还涉及犯罪嫌疑人的财产权利。尽管刑事涉案财物（主要是赃款赃物）在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等规范中均有规定，但司法实践中的操作还是比较混乱，司法机关都从自身工作实际出发，制定了对涉案财物的管理规定，但实施的情况仍不尽如人意。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只有改善目前这种状况，才能使执法更加规范。笔者就如何正确处理刑事涉案财物作初步探讨，以供商榷。
　　（一）刑事涉案财物处理的基本原则

　　1、相当性原则

　　在追缴、没收违法所得与犯罪工具等涉案财物时，司法机关需受到一定的限制。该限制细化成原则后，又被称为相当性原则，即没收的结果应与犯罪情节的可责程度相当，如没收在轻微犯罪行为中作为交通工具的汽车，没收之结果与犯罪情节两者相形之下显然过当，即属违背相当性原则。

　　笔者认为，相当性原则是罪刑相当原则在刑事涉案财物处理中的具体运用与体现。从实践来看，需要从涉案财物的利用方式、使用频度、与犯罪行为的关联程度上，也可以表现为涉案财物的价值大小、没收结果与犯罪后果的对比程度加以判断。也就是说，追缴没收应以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为基础，全面、充分考虑犯罪的性质、情节、损害后果、财物在犯罪中所起作用，以及财物处理后可能造成的影响，合理界定“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与“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的范围，兼顾、平衡犯罪人、国家、被害人与善意第三人等各方的利益。　　

　　2、经济原则

　　司法机关处理涉案财物要考虑可能支出的成本，确保被害人利益与国家利益保护的最大化。如某盗窃案中，按正常程序被害人实际上得不到任何补偿，并不符合经济原则与被害人利益保护的最大化原则。据此，可考虑由法官确立一个合理底价，无须经过评估等程序即对扣押电脑予以拍卖；在被害人同意时，亦可考虑以合理的价格直接将电脑发还被害人。同时，如果所得物价值很低，追缴没收反而可能花费更大的，根据经济原则，一般不再予以追缴。

　　（二）刑事涉案财物处理的实体认定规则

　　1、明确涉案财物的认定标准

　　一是我国民法相关规定亦明确用于非法活动的财物应予收缴。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三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可以予以训诫、责令具结悔过、收缴进行非法活动的财物和非法所得等。而且，如果将钱款发还被害人，则有变相纵容此种行为之嫌。

　　二是非法经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案件同样存在被害人。虽然此类案件的受害者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侵财型案件的被害人似有不同，因为这些案件的参与者往往明知其参与行为并不完全为国家法律所许可，本身具有一定的过错，但对此类案件的一般参与者，仍宜赋予其被害人的地位。主要理由在于：第一，此类案件与诈骗类案件的主要区别在于能否认定犯罪人主观上的非法占有目的。实践中，即使司法机关对有些案件的被告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及案件定性也存有巨大争议，故要求此类案件的一般参与者对犯罪人的主观故意做一个精准的判断不切实际，也不合情理。第二，认定此类案件的受害者为被害人，并不违反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精神。根据刑事诉讼理论，被害人作为遭受犯罪行为侵害的人，与案件结局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不仅具有获得经济赔偿与补偿的愿望，而且更有对实施侵害的犯罪人进行法律上谴责、惩罚的要求。非法经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的一般参与者也符合该情形。第三，“两高”及证监会等联合发布的《关于整治非法证券活动有关问题的通知》对此亦持肯定意见，该通知明确规定：如果非法证券活动构成犯罪（一般认定非法经营犯罪），被害人应当通过公安、司法机关刑事追赃程序追偿。

　　三是违法所得应当包含间接收益在内。也就是说，利用违法所得经营或者投资所得之利益，均应认定为违法所得予以追缴。主要理由是：其一，将一切犯罪收益作为违法所得追缴，是由收益来源的违法性所决定的，体现了“任何人不得因犯罪获利”这一重要的法律原则，更是预防犯罪的本质要求，能切实割断犯罪的“经济原动力”。其二，从我国相关司法解释来看，明确了对犯罪收益的追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挪用公款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挪用公款存入银行、用于集资、购买股票、国债等，属于挪用公款进行营利活动。所获取的利息、收益等违法所得，应当追缴，但不计入挪用公款的数额。”这里的收益，即是指犯罪收益，包括投资性收益在内。　　

　　2、注重涉案财物处理中第三人财产利益的保护

　　赃物原则上应适用善意取得。从我国立法来看，虽然物权法中明确规定了善意取得制度，但对于赃物能否适用善意取得没有明确规定。而相关刑事司法解释或规范性文件在不同时期所持立场亦不一致。笔者认为，赃物能否适用善意取得，关键取决于所有权保护与交易安全两者间的利益衡量与价值判断，当前我们可侧重于交易安全和效率价值，强调对善意第三人的保护，并兼顾财产所有权的“静的安全”。因此，笔者认同最高司法机关在新近司法解释中所采取的立场，即如果第三人是在善意情况下取得赃物的，被害人（原物主）不得再有请求回复的权利。同时，赃物适用善意取得至少应满足如下基本条件：第一，取得人不知道所获财物系犯罪所得。第二，取得之物须为法律所允许流通，且须在公开市场并经合理的交易方式取得。公开市场是指公共市场或贩卖同种类之物品的商业场所；合理的方式即正当交易、拍卖等不可能对财产的非法来源产生怀疑的方式。若非由此种方式进行的交易，可径行否定其善意。第三，必须支付合理的对价。第四，物品已经交付给受让人，需要登记的，已经办理相关登记手续。需要强调的是，如由他人善意取得之后，再从善意取得者手中恶意取得此物的，也可以没收。

　　（三）刑事涉案财物处理的程序保障

　　1、增设庭审中的涉案财物处理程序，提升刑事司法的公正性

　　针对实践中存在的“重定罪轻量刑”问题，设置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已成为当前司法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笔者认为，对涉案财物的处理，我们同样可以充分利用庭审这个平台，解决实践中存在的“重人身轻财产”问题，督促侦查机关做好涉案财物的查封、扣押工作，促使控辩双方更加重视涉案财物的处理,带动整个刑事涉案财物处理制度的规范化、制度化。对于一些涉案财物处理较为庞杂的案件，可以设置相对独立的财产处理程序，其他案件可以视情增加涉案财物处理的庭审内容，此举将大大弱化涉案财物处理过程中法官的“闭门造车”现象，提升刑事司法的公正性。

　　2、加强刑事涉案财物处理中相关民事权利的保护

　　一是刑事追缴程序与被害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衔接。刑事案件生效后，被害人因追缴或退赔仍未能弥补损失而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一般应予准许。对于案件移送法院执行机构后中止执行的，被害人应提交中止执行书；未进入执行程序的，被害人提交生效刑事判决文书即可。当然，法院立案机构可告知被害人相关诉讼风险，以免造成不必要的讼累。至于在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即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笔者认为应当不予受理，因为按照最高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只有在刑事案件生效后，经过追缴或责令退赔仍不能弥补损失的，方能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而不是受理后再中止民事诉讼。二是完善利害关系人财产利益的救济制度。当前，利害关系人除了通过执行异议进行救济外，难以通过其它途径来保障其财产权益。笔者认为，司法机关制作的相关涉案财产处理的法律文书，只要与第三人相关的均应送达利害关系人，同时赋予利害关系人针对相关财产处理内容独立上诉的权利；对于财产处理确有错误的，应当通过审判监督程序或执行回转程序加以纠正。三是被害人损失赔偿相对刑事没收的优先。对于扣押在案且存有价值的犯罪工具等，在被害人的损失尚未得到弥补前，应当将这些财物予以拍卖或折价赔偿给被害人，而不是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3、构建赃款赃物难以发还的解决机制

　　一是构建涉案财物处理的国际合作机制。当前，对于赃款赃物无法发还境外被害人的，通常做法是没收上缴国库。笔者认为，从长远来看，我们应当按照已参加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等国际公约要求，在刑事涉案财物处理领域积极开展相关国际司法合作，以解决境外被害人的发赃以及我国对流失境外财产的追赃问题。二是对于下落不明的被害人，应考虑发出公告，同时对公告期间、限定领款期间以及逾期无人领款如何处理等事项做出可操作性强的规定。三是司法机关可以采取变通措施，尽量方便被害人领取财产。比如，对于身在外地的被害人，可由其委托法院所在地的亲朋好友持合法手续代领；对能邮寄经当地公安机关确认过的身份证复印件及提供银行账号的，法院可以考虑直接汇款。

　　4、规范涉案财物审前处理工作

　　一是依法及时处理已查封扣押的被害人合法财物。对于部分事实清楚、被害人明确且对款物权属不存在争议的案件，查扣机关可考虑在审前发还扣押、冻结的财物，以及时挽回被害人损失，避免前述钟某盗窃案中因发赃不及时所带来的问题。二是对于财物处理涉及到权属变更登记的，不宜在审前进行权属变更。如前述某省纪委在审前便将办案对象的股票扣划至纪委机关服务中心名下，容易造成对被告人财产的不当侵害。因此，对于涉及到权属变更登记的股权、房产、汽车等，在处理时尤其需要慎重。当然，如果权利人申请出售、处理此类资产的，办案机关能够认定确系权利人本人的真实意愿，又不会损害被害人利益或第三方利益的，则经过一定程序批准，可以依法出售、变更权属，而出售所得价款应由办案机关予以保管或控制。
树立人权意识与确保公安边防部队公正执法之理论反思

宋孝彬

[摘 要] 本文拟通过对公安边防执法中人权意识树立的探讨，达到对执法办案人员之公正理念进一步增强之目的，从而以期为减少办案失误提高办案质量有所帮助。
[关键词] 人权；公正；执法；程序；实体

我们公安边防部队，从一定意义上讲，是一支执法队伍，确切地说，是一支行政执法队伍。在依法治国的今天，人权与法治思想越来越深入人心，对于公平和正义的追求越发广泛地引起人们深层次的思考。古希腊正义女神的雕像极其深刻地诠释了公正的内涵，她的右手握 一把利剑，左手持一架天平，并用一块布蒙住了双眼，当然，我们可以理解右手的利剑代表惩除一切世间邪恶的正义，左手的天平代表不偏不倚的公允，而她蒙上自己的双眼是为了让自己无视人的身份与地位，以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从而真正做到公正执法。
一、“执法”词义之辨析
执法，又称法律的执行，一般是指国家机关执行法律、适用法律的活动。从广义上讲，执法指国家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及其公职人员，依照法定职权和程序，贯彻实施法律的活动；狭义上的执法，仅指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过程中，贯彻实施法律的活动。在习惯上，人们通常将司法机关的执法称作“司法”，将司法机关活动以外的行政执法，称作“执法”。只有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才能作为行政执法的主体，其它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及其工作人员，均无权作为行政执法的主体，即无权行使行政执法权。在我国，行政执法的主体又具体分为两类：一类是中央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另一类是各级政府中享有行政执法权的下属行政机构，如工商、税务、物价、金融、海关、公安、交通、外汇、城建、土地等管理部门。我们公安边防部队的执法属于行政机关的“执法”。诚然，理论上也有人认为侦查权具有“准司法”的性质，因此公安边防部队对于“三类六种”案件的刑事侦查权不属于行政执法范畴。但笔者认为，按照我国目前的制度体例，侦查权仍属行政权而非司法权，即使其具有“准司法”的性质。所以本文中提到的行政执法包含了对“三类六种”案件的侦查活动。另外，行政执法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行政执法权是一种主动权，具有积极主动性。也就是说，行政机关在执行法律时，总是处于积极主动的地位，主动将法律应用于特定的人或事件；二是行政执法具有程序简便性和应急性。同时，执法活动不是以政府或部门的名义进行，而是以整个国家的名义进行，体现国家的意志。
二、“人权”词义之阐释
人权是现代法最基本的价值之一。尊重和保障人权既是人类文明的标志，也是一切进步的法的基本特征。人权（human rights）就是人或人类的权利。但什么是人权？不同的学派有不同的回答。通常认为人权就是人作为人应当享有的权利。从一般意义上说，人权是人的价值的社会承认，是人区别于动物的观念上的、道德上的、政治上的、法律上的标准。它包含着“是人的权利”、“是人作为人的权利”、“是使人成其为人的权利”和“是使人成为有尊严的人的权利”等多个层次。
人权是人须臾不可离之的东西，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参照点。人权对于人的价值，已为世界人民所共同认识。没有人权的社会，人的价值也就无从体现。肯定人的价值的一般方法是肯定人的人权，抹煞人的价值的常用方法是否定、剥夺、压制或践踏人的人权。
马克思主义决不否认人权问题，相反，马克思主义才是真正要解决人权问题也真正能够解决人权问题的强大思想武器。与之相应，社会主义法由其本质所决定，必然是最尊重人权、最注重保障人权的法。2004年，我国以修正案的形式明确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从而使人权在我国有了根本法上的依据。
三、在边防执法中需树立怎样的人权意识
（一） 奉行法律至上的意识
边防工作人员的执法活动，无论是一般的行政执法活动，还是对“三类六种”案件的刑事侦查活动，都要求严格按照法律进行。不按法律或者越过法律，都可能使现有的边防法律法规失灵，从而在边防执法中造成法律虚无主义的盛行。笔者最近研读了一本某公安部门选编的刑事侦查案例方面的书，感触颇深。本人粗略统计了一下，该书共计选编了108个案例，在每一案例的案后评析中，提到“依法办案”字样的只有10处，占全部案例的9%；而提到“领导重视”字样的有70处，占全部案例的65%。当然，本人并不否认领导的重视对侦办案件的重要作用，而且认为领导对案件的重视往往起着提高办案效率确保办案质量的重大作用。但是，过于强调“领导重视”而相对弱化“依法办案”可能会传递出一种令人产生误解的信号，即依法执法退居次要位置，毕竟该书在前言中指明：“编写本书的目的之一是指导基层的刑事侦查工作”，可见，其在某种意义上具有教科书的性质，影响面还是相当大的。执法中法律至上，意味着将执法权力控制在法律之下，也就是邓小平所说的，要“树立法律极大的权威”。
（二） 执法权力来源于法律又受制于法律的意识
人权的对立面是公共权力，人权的保障起始于对公共权力的束缚。在权利义务总量不变的前提下，私权利义务与公权利义务间成反比例关系。我们要认识到，执法权力正是一种重要的公共权力，失去监督或限制的执法权力必然走向专制与腐败，执法权力正是由法律的规定而产生，同时受到法律的限制，且只能受制于法律而非其他。因此，执法人员要转变一种观念，或者说树立这样一种观念：“我，作为执法者，是在执行法律，而不是说，我就是法律本身”。执法人员的权力是由法律所赋予的，也必然以法律作为其制度底线。
（三） 公民权利受保障的意识
边防工作人员在执法过程中，尤其是在对“三类六种”案件的侦查过程中，必须树立这样一种观念：我们在执行公共权力的同时，并不是对相对人或犯罪嫌疑人权利的无限制剥夺，一定要保障他们作为人的最基本权利，因为民主制下的执法必定是权利本位的执法。谈到此，笔者想到几年前参加的一个会议，会上侦查部门的某位领导在讲起自己的一次办案经历时，自豪地称为了尽快破案，他们轮流对一位嫌疑人熬时间，不让其睡觉，并且用强光灯连续对嫌疑人照射达三天三夜，以摧毁其意志和体力，最终嫌疑人扛不过而“招供”，从而使案件“顺利告破”。听到此我感到异常震惊，这不是典型的刑讯逼供吗？一旦办成冤案该当如何呢？即使违法行为的确是犯罪嫌疑人所为，最终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但这样取得的口供合法吗？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吗？导致如此逼供的根源又是什么？我想根源只能集中为一点，就是对公民权利本位意识的淡漠，也就是没有把人首先当作一个“人”去对待，从而导致对人的基本权利肆无忌惮地、无限制地侵犯与剥夺。可见，执法人员树立起公民权利受保障的意识在边防执法工作中是何等的重要。
（四） 公民法外无义务的意识
我们可以把义务理解为，设定或隐含在法律规范中、实现于法律关系中的、主体以相对受动的作为或不作为的方式保障权利主体获得利益的一种约束手段。可见，公民的义务是规定在法律之中的，有的较为明确，有的相对隐蔽，但无论如何，都是法律题中应有之义，简而言之就是“公民法外无义务”。例如，某政府部门要盖机关大楼，苦于缺少资金，于是下发了一个文件，规定辖区内的居民按户交纳一定的资助金。由于在法律上并没有规定公民有为建政府大楼而交纳资助金这样一个义务，所以该政府部门的这一规定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更是违背法律精神的，因而也是无效的，公民完全可以不必履行这一“义务”。另外，公民需要履行的是法律之中的义务，至于其他如道德中的义务，执法者是不能以强制的手段去迫使公民履行的，即公民的不履行并不导致违法，更不应受到惩罚。所以，执法者树立起这样的执法意识，对于公民权利的保护又筑起一道屏障，从而向公正执法又迈进了一步。
（五） 执法机关责任不可逃避的意识
法律关系主体所拥有的全部权利，一部分以他人履行义务而获得，一部分以自己履行义务而获得，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三种形式。当他人履行义务而自己是单纯的权利主体时，权利和义务是以分离的形式统一于一组关系中的；当该主体既享有权利又履行义务而具双重性时，权利和义务是以相合形式统一于一组关系中的。这种权利义务关系对同一主体两种形式的结论来自于马克思关于“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的思想，这一思想体现在执法理念中，就是执法公权利与责任的一致性。执法者在行使权力过程中，要意识到违法使用权力是要受到责任追究的。这里，执法机关的责任涵盖了执法者个人的责任，从而用责任的保障手段限制了权力的肆意运行。在公民权利没有受到执法的不法侵害时，责任意识可以起到预防的作用，一旦受到侵害，又可以启动责任制度的救济程序，以此对公民权利起到更为多方面的保障作用。
（六） 执法文化是权利文化的意识
文化即人化，是指一种稳定的生活方式。形成执法文化的意识是以上诸种意识形成的更高层次。我们在执法中讲到公正执法、文明执法，都是执法文化的表现形式之一。执法文化的核心内容是权利文化。权利文化意识的形成，可能要改变执法机关与被执法者的关系，即由打击被执法者为主，转变为以保障被执法者的基本权利为主。说到底，这一转变解决的是人对国家的关系问题。当然，形成执法文化的意识只是笔者的一种理论构想，尚在思考之中。
四、在边防执法中树立人权意识之途径
（一） 确保适用法律的统一性
执法过程中，确保适用法律的统一性，对于执法者和被执法者来说都至关重要。适用法律的统一是公正执法的前提，同时也为执法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对执法的双方主体都具有深层次的法理上的价值。
（二） 建立一支懂法、守法、奉法、最终信仰法的执法队伍
执法者懂法，这是最基本的要求。执法的悲哀莫过于法盲执法。法盲往往并不知道自己对法律的无知，因为他就是无知本身。法盲执法必然会背离法律的基本要义，成为不公正的始点。守法与奉法是对执法者更深层次的要求，尤其是信仰法更是法治精神之理想状态，永远是执法者孜孜不倦的价值追求。
（三）建立一个公正的执法系统
执法的公平价值是其首要价值，效率是次要价值，不能因为追求执法的效率而忽视公平的存在，执法机关通过对个案的公正执法以达成对正义的终极追求，执法的本质也就在于将人民的权益落到实处，以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得到实现。这样，建立一个公正的执法系统就成为树立人权意识的重要一环。
（四）形成高质量的执法教育体系
笔者认为，我们边防执法队伍的教育存在两大缺陷。首先，缺少执法伦理的训练，执法者只知道怎样去做，而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做而不那样做，或者说，执法者对执法活动的认识，仅仅停留在制度层面而缺乏原理之探究。其次，我们的执法者在职业技巧的训练方面也明显不足，违法执法情形的存在即说明了这一点。
五、在边防执法中确保公正的必要性
我们讲的在执法过程中树立人权意识，说到底是为执法之公正服务的，是为执法中正义之体现服务的。在当前的执法环境中，常常暴露出一些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针对这一现状，把公正执法放在突出位置，既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更体现了深层次的法治精神。著名法学家何家弘教授指出：“公正之于法律就像灵魂对于人那样重要；世上既有丧失灵魂的人，也有缺乏公正的法律；然而，没有公正，法律非法。”毫无疑问，“公正”自然也是执法活动的灵魂。一方面，法或法律作为调整和规范人们在一定社会环境中的行为准则，本身就具有“公正”的思想内涵。尽管在人类数千年的历史中，这种“公正”总是在实践中被打上这样或那样的烙印，但是，法律公正作为一种精神和理想，一直是人们执著的追求，所以，公正执法自然也体现了法的精神。另一方面，公正执法是实现法律公正最为有效的途径之一。法律公正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法律制定上的公正，即立法公正；其二是法律实施上的公正，没有执法公正，法律公正就不可能实现。如何做到公正执法呢？我们认为，公正执法就是要在执法活动中坚持和体现公平及正义的原则。这里的公正包括公平、平等、正当、正义的内容。具体来说，公正执法既要求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遵循平等和正当的原则，也要求执法人员所作出的各项决定体现出公平和正义的精神。
六、在边防执法中所体现的公正的内容
公正执法既包括执法过程的公正即程序公正，又包括执法结果的公正即实体公正，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是不可偏废的。前者是执法活动追求的根本目标，后者是实现这种目标的措施和保障。实体公正要求执法活动就案件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和义务关系所作出的处理是公正的，即追求执法结果的公正，其基本要求就是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做到正确处理案件，保障法律的正确实施。具体而言包括以下要求：（1）据以定案的违法事实应当做到证据确实充分，确定无疑；（2）正确适用法律，准确认定行为人是否违法及其违法范围；（3）按照合理性原则，依法适度裁量处罚；（4）对于处理错误的案件，采取救济方法及时纠正、及时补偿。程序公正则要求作出这一处理的过程对有关人员来说，是公正的、合适的，即追求执法过程的公正，其核心是指对行为人，特别是已确定其违法的行为人的权利给予应有的尊重和保护。从西方各国的理论和立法以及我国的执法实践来看，程序公正的具体要求主要有：（1）严格遵守程序法律的规定；（2）认真保障被执法者程序上的权利；（3）严禁用非法手段收取证据；（4）在执法中不受其他机关和个人的人为干涉；（5）执法过程透明公开；（6）按法定期限办案、结案。
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通常是相互促进的。如果程序的设计和实施符合正义的基本要求，那么大多数情况下能够保证得出的结论是真实、正确的；反之，不公正的程序往往很难得出正确的结论。但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毕竟有着各自不同的含义和要求，在法治国家中是两种不同的价值，因而它们有时难免会发生冲突，这也是对立统一的法则所决定的。公正的程序不一定能够保证执法结果的正确性；不公正的程序，例如通过非法手段收集的证据也未必一定不真实。过于追求程序公正，注重保障被执法者的权利，就可能放纵违法者；过于追求实体公正，不注重手段和形式，又可能侵犯人权。那么，当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发生冲突时，应当以何者为重呢？通行的看法是，以程序公正为目标，只可能导致极少数实体结果处理上的失当；而仅以实体公正为目标，其结果则可能百分之百公正，也可能百分之百不公正。因此，当两者价值、利益发生矛盾时，两害相权取其轻，相对于伤害法律精神乃至动摇法律信仰的程序违法而言，个别实体上的牺牲是必要的。所以当前的执法实践中，一般比较注重程序公正。当然，强调程序公正是十分重要的，但过于强调程序公正则会有付出牺牲社会治安的代价，这是需要认真平衡的一对矛盾，合理的主张应当是对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采取并重的态度。在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发生冲突时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来决定是程序优先还是实体优先，即比较牺牲实体和牺牲程序各自对社会正义、效益价值可能产生的损害，选择损害较小的方式，最终实现执法综合效益的最大化。
七、结论
坦而言之，在个别情况下，我们公安边防部队在行使行政执法权时，难免出现一些执法不合程序或有失公允的问题，常言道，“欲正他人先正已身”，让百姓自觉守法，作为执法者就必须先守法；加大执法力度，执法者就必须先依法办事。因此，应以充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为执法者之思想基础，以进一步加强警务公开为实现公正执法之有效途径。其中，转变执法观念，将人权意识贯穿于执法过程之始终是确保我们公安边防部队公正执法的先决条件。对于我国人民来说，人权理念总体上来说是极为淡薄的，这与几千年来的人治传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今天，人们依旧有守法的习惯而缺少护法用法的精神。由于公安工作是重要的执法活动之一，由于公安边防部队是执法的一支不可或缺的主力军，所以在公安边防执法队伍中应不断加强法治教育，牢固树立起人权法治观念，从而为杜绝违法执法确保依法行政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为构建和谐社会贡献出应有的力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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