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经济特区涉外公司破产条例
广东省人大常委会
深圳经济特区涉外公司破产条例
广东省人大常委会
（1986年11月29日广东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申请和受理
第三章 清算委员会
第四章 债权人会议
第五章 和 解
第六章 破 产
第一节 破产宣告
第二节 破产资财
第三节 破产债权
第四节 破产资财的管理和变卖
第五节 破产资财的分配和破产终结
第七章 罚 则
第八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维护深圳经济特区（以下简称特区）的经济秩序，保护债权人、债务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有关法律，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特区内设立的中外合资公司、中外合作公司、外资公司和中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统称特区涉外公司）。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破产，是指特区涉外公司的全部财产不能清偿到期的债务，由人民法院依照本条例规定的程序宣告的破产。
第四条 对破产公司的待业的职工，应按照国家和特区关于劳动工资管理和社会保险的法律、法规，保障其待业期间的基本生活费用。
第五条 依国外破产法宣告的破产，对破产人在特区的财产不发生效力。
第六条 特区涉外公司的破产案件，由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法院）管辖。
第二章 申请和受理
第七条 债权人可以申请宣告债务人破产。
债务人可以申请和解或宣告破产。
申请和解或宣告破产均应向法院提交申请书。
第八条 债务人提交的申请书必须附有股东会议或董事会会议关于申请和解或宣告破产的决议、财产状况说明书和债权、债务清册。
债权人提交的申请书必须提供关于债权的数额，有无财产担保以及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有关证据。
第九条 法院收到申请书后，应在十日内作出受理或不予受理的决定。
第十条 债务人与其债权人之间能达成清偿债务协议的，可依法进行和解；不能和解或和解无效的，则宣告破产。
第十一条 法院受理案件前一百八十日内，破产公司的下列行为无效：
（一）隐匿、私分或无偿转让财产；
（二）对原未设担保的债务提供担保；
（三）对未到期的债务提前偿付；
（四）放弃自己的债权；
（五）允许他人无偿占有该公司的财产。
第三章 清算委员会
第十二条 法院应于立案后十日内，指定三至五名清算人组成清算委员会（含中国注册的会计师一名），并设主任一名。
清算人的报酬由债务人支付或从破产资财中优先支付，其数额由法院确定。
第十三条 清算委员会接受法院的领导和监督，执行和解程序和破产程序。
第十四条 清算委员会执行和解程序的主要职责是：
（一）召集和主持债权人会议；
（二）调查生产经营和财产状况；
（三）审核债权人、债务人名册；
（四）监督和解方案的制定；
（五）制止损害债权人利益的行为。
第十五条 清算委员会执行破产程序的主要职责是：
（一）召集和主持债权人会议；
（二）接管破产公司的全部财产，必要时可予以封存；
（三）接管破产公司有关业务和财产的一切账簿、凭证、文件等；
（四）提出破产资财的管理和处分方案；
（五）收回债权，清偿债务；
（六）进行与破产公司有关的其他民事活动。
第四章 债权人会议
第十六条 法院应根据清算委员会的申请，或依自己的职权召开债权人会议。
债权人会议的主要职责是：
（一）审查债权；
（二）推选债权人代表了解清算委员会工作的情况，提出债权人的意见；
（三）审议和解方案或破产资财分配方案。
第十七条 破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其他高级管理人员须出席债权人会议，答复清算委员会或债权人的询问。
第十八条 债权人会议通过和解方案或分配方案，须由出席会议的债权额占无担保债权总额半数以上的债权人同意。
第五章 和 解
第十九条 法院同意和解的，应于五日内发布公告，并将公告送达和解申请人和已知的债权人，公告应确定申报债权期限、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日期和债权调查日期。
第二十条 清算委员会应召集债权人会议，审议和解方案。
第二十一条 和解方案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和解申请人和债权人的名称或姓名，债权数额；
（二）债务延期偿还的期限或减免偿还的数额；
（三）生产经营情况和亏损的原因；
（四）改进经营管理的计划、措施。
第二十二条 和解申请人须出席债权人会议，并答复债权人的询问。
和解申请人无正当理由不出席债权人会议，或出席债权人会议而拒绝答复会议的询问，均视为撤回和解申请。
第二十三条 在和解程序进行中，和解申请人可继续从事生产经营。
第二十四条 在和解程序进行中，和解申请人的下列行为无效：
（一）无偿转让财产；
（二）超越正常生产经营范围的有偿行为。
第二十五条 和解方案经债权人会议通过后，债权人有异议的，应在债权人会议通过和解方案之日起七日内向法院提出。
法院应在债权人会议通过和解方案后十五日内，对和解方案作出认可或不认可的裁定。
第二十六条 法院认可和解方案后，如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法院可撤销认可，并应立即发表公告，宣告和解申请人破产：
（一）和解方案损害未参加债权人会议的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受害人在和解方案认可后十日内向法院提出申诉，经查证属实的；
（二）和解申请人不履行或不能履行和解方案，经债权额占无担保债权总额半数以上的债权人申请撤销和解方案的；
（三）和解方案认可后六个月内，发现和解申请人有欺诈和解行为，经查证属实的。
第六章 破 产^ 第一节 破产宣告
第二十七条 法院裁定破产的，应予公告，宣告债务人破产。公告应确定申报债权期限，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日期和债权调查日期，并将公告送达破产公司和已知的债权人。
第二十八条 破产程序的期限从破产宣告之日起到破产终结之日止为一百八十日。有特殊情况的，经法院裁定，可以适当延长。
第二十九条 破产宣告后，如破产资财不足以支付破产费用的，根据清算委员会的申请，经债权人会议同意，法院可裁定破产程序终结。
第三十条 法院对妨害破产程序进行的破产公司董事会成员或高级管理人员，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的规定，采取强制措施。
第六章 破 产^ 第二节 破产资财
第三十一条 破产资财包括下列各项：
（一）宣告破产时，属于破产公司所有的财产；
（二）应由破产公司行使的其他财产权利；
（三）依照本条例第十一条规定追回的财产。
第三十二条 破产资财的管理、处分权，专属于清算委员会。
第六章 破 产^ 第三节 破产债权
第三十三条 破产宣告前成立的无担保债权为破产债权。
破产宣告时未到期的债权，视为已到期债权，但应减去未到期的利息。
第三十四条 下列各项不得作为破产债权：
（一）破产宣告后的债权利息；
（二）债权人参加破产程序所支出的费用；
（三）因破产宣告不能履约所产生的损害赔偿、违约金和滞纳金。
第三十五条 债权人应在法院规定的期限内，将债权数额和产生的时间、地点、原因向清算委员会申报，并提出证据。
第三十六条 债权人不按规定期限申报债权的，其债权不予承认。但不是由于债权人的责任所造成，且在破产资财分配前申报的，不在此限。
第三十七条 清算委员会应将破产债权的调查结果向债权人会议公布，报法院确认。
第三十八条 债权的标的不是货币，或者是货币但数额未确定，或者以外国货币确定的，则以破产宣告时评定的金额作为债权额。
第三十九条 在破产宣告前，对以破产公司的财产为实物担保的债权，就该项财产有优先受偿的权利。
担保物的价值大于其所担保的债权数额的，其超过部分属于破产资财，依破产程序分配。
担保物的价值小于所担保的债权数额的，未受清偿部分的债权，作为破产债权，依破产程序受偿。
第四十条 债权人在公司宣告破产时对该公司负有债务的，可以先行抵销。
第四十一条 不属于破产公司的财产，所有人可不依破产程序取回。
第六章 破 产^ 第四节 破产资财的管理和变卖
第四十二条 清算委员会的下列行为，须经债权人会议同意：
（一）不动产的转让；
（二）专利权、商标权的转让；
（三）借款；
（四）债权和有价证券的转让；
（五）合同的履行；
（六）权利的放弃；
（七）破产资财争议的诉讼。
上述行为在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前发生的，应经法院许可。
第四十三条 清算委员会必须向破产公司的出资人追缴其所认缴而未缴的出资额。
第四十四条 破产宣告后，清算委员会可终止破产公司的租赁合同。
第四十五条 清算委员会可以偿还有担保债权的债款，收回担保实物。
第四十六条 清算委员会对破产资财按有关规定变卖、转让。
第六章 破 产^ 第五节 破产资财的分配和破产终结
第四十七条 清算委员会应提出破产资财分配方案，经债权人会议讨论通过，报法院裁定后，对破产资财进行分配。
第四十八条 以下各项破产费用，应当优先从破产资财中拨付：
（一）破产资财的管理、变卖及分配所需要的费用，包括聘任工作人员的费用；
（二）破产案件诉讼的有关费用。
清算委员会应当将破产费用开支情况向债权人会议公布；债权人会议提出异议的，由法院裁定。
第四十九条 破产资财按如下顺序进行分配：
（一）职工的工资和劳动保险费；
（二）国家税收；
（三）破产债权。
第五十条 清算委员会在破产资财分配结束后，应向法院提出报告，由法院作出破产终结的裁定并发表公告。对法院的裁定，不得上诉。
第五十一条 在破产程序进行中，经破产公司申请，并征得全体债权人同意，法院可裁定中止破产程序。
第五十二条 自破产终结裁定公告之日起两年内，发现原破产公司尚有可分配的财产时，应给债权人追加分配。
第五十三条 债权人的债权根据破产程序未能受到清偿部分，破产公司不再承担清偿责任。
第七章 罚 则
第五十四条 破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事会成员或高级管理人员（以下统称为破产责任人）违反本条例，无故不参加债权人会议，或对清算委员会、债权人的询问不作说明、答复，或作虚假的说明、答复的，处以五百元至五千元的罚款。
第五十五条 破产责任人在破产宣告前一年内或破产程序进行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除赔偿损失外，并处以五千元至一万元的罚款；触犯刑律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一）侵吞、隐匿、转移、毁弃公司财产的；
（二）伪造债务或承认不真实债务的；
（三）毁弃或伪造财务账目、凭证的。
第五十六条 清算委员会成员有受贿或失职行为，对债权人造成损失的，除赔偿债权人所受的损失外，并处以五百元至五千元的罚款；触犯刑律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五十七条 债权人为破产公司隐匿破产资财，除追回破产资财外，并处以五千元至一万元的罚款；触犯刑律的，依法追究直接责任人的刑事责任。
第八章 附 则
第五十八条 华侨、港澳同胞、台湾同胞的经济组织或个人在特区投资兴办的公司的破产案件，适用本条例。
第五十九条 本条例自1987年7月1日起施行。
1986年12月7日
论明星不当代言行为的法律责任与监管举措
韦群林
摘 要：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为明星广告代言提供了巨大的业务空间与巨额收益，但强大的利益驱动力也使不当或违法代言现象比比皆是。然而，由于诸多原因，这些行为一直未得到有效追究。“三鹿事件”催生的《食品安全法》有关虚假食品广告中推荐者连带责任的规定引发了对明星代言法律责任的全面思考。通过对该行为“共同侵权”法律性质的定位，可知除了连带民事责任以外，追究行政、刑事法律责任也有相应的法律根据与法理基础。应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制度，规范明星代言行为，维护市场秩序，保护社会公益。
关键词：明星代言；共同侵权；法律责任；监管举措
On Legal Responsibilities for and Supervision Measures upon Improper Celebrities Endorsement Behaviors
WEI Qun-lin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market economy in China has provided huge business space and large amount of income for celebrities endorsements, but improper or law-violating endorsement behaviors can also be found everywhere due to strong benefit driving. However, as a result of many reasons, these behaviors had not obtained the effective investigation. The stipulations of joint and several civil liabilities on the above-mentioned endorsement behaviors in The Food Safety Law of P. R. China expedited by “Sanlu Milk Scandal” initiated comprehensive pondering into celebrities legal responsibilities for improper or law-violating endorsements. By investigating their “contributory infringement” legal nature, it may be concluded that besides contributory civil liabilities, administrative and criminal legal liabilities on improper or law-violating endorsement behaviors also have corresponding basis in law as well as in legal study theories. Therefore,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to consummate the related legal system and make the celebrities endorsements well-behaviored so as to maintain the market order and protect social public benefits.
Keywords:celebrities endorsements; contributory infringement; supervision measures
一、明星不当代言行为：不应再被忽视的社会问题
商品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广告业的兴旺发达，科技进步带来的传播手段的革新，对广告业的发展又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广告创意与手段层出不穷，不断翻新。其中，明星与商业广告的结合无疑是颇为吸引眼球的亮点之一。自60年前美国喜剧演员鲍勃•霍普第一次将德士古公司的星型标志别在胸前、拉开美国明星广告的序幕 [1]（p41）以来，明星代言收入动辄数百、数千万美元，明星商业广告早便成了西方商业社会的一大风景。在我国，尽管市场经济建设起步较晚，但发展势头同样迅猛。李默然推销“三九胃泰”，葛优痴情于“双汇火腿”，唐国强、解晓东帮腔北京新兴医院送子神话，巩俐卷入“盖中盖口服液”广告噱头，邓婕“信赖三鹿奶粉”……凡此种种，只要打开电视机，明星广告可谓铺天盖地，避之不及。代言行为涉足的人数之多、涉及产品之广、广告内容之玄、影响或后果之恶，实在令人不堪言说。
尽管明星代言商业广告常因内容虚假、产品低质甚至伪劣而招致观众反感，媒体也早有批评之声，[2]（p19）但理性的冷静实在难以挡住逐利的火热。在巨大的商业利益驱动下，明星和企业一道，共同演绎着种种“有钱能使磨推鬼”的神话或鬼话。大到楼盘汽车,小到化妆品、药品甚至牙膏,艺人影星、“专家权威”统统赤膊上阵，“我见证”、“我用了以后如何”等，公然充当剥夺消费者知情权、屠杀消费者权利的帮凶 [3]（p94）而不必担心有什么法律责任：因为囿于机械执法及“无法可依”的认识误区——即便在2005年国务院做出开展打击商业欺诈专项行动的决定、国务院几部委联合发布《虚假违法广告专项整治工作方案》时，整治的目光也只是紧紧盯在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身上而已, 虚假广告的代言人似乎成了被整治遗忘的角落。
2008年，举国震惊的“三鹿奶粉事件”最终全面爆发，在引发国人对食品安全问题强烈关注的同时，也再度引起社会对明星代言法律责任的思考。在此背景下，2009年2月2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其中第55条“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个人在虚假广告中向消费者推荐食品，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与食品生产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明文规定了食品广告中明星代言（尽管出于平等原则考虑，立法者使用的仅是“个人”一语，并未特别指明“明星”主体，但无论是从现实广告情况，还是从广告传播之目的在于达到对受众影响、说服效果这一广告学基本常识来看，有能量充当“虚假广告中向消费者推荐食品”的“个人”，恐怕非明星群体莫属）的民事法律责任，将学界对明星代言法律责任这一论题的关注程度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那么，明星代言的法律责任是否仅仅局限于食品销售领域的民事责任？是否存在或应当设置其他法律责任，如行政法律责任、刑事法律责任？这些法律责任的依据及法律基础又是什么？如何进一步规范这种代言行为？本文拟对这些问题进行系统探讨。
二、明星不当代言行为的法理分析
2.1 明星代言的社会影响力及不当代言行为的社会危害
作为公众人物，明星显然已经在传媒、体育领域形成较高的知名度,被星光放大了的明星人格魅力很容易造就公众对明星们产生极高的信任度与强烈的心理依赖感。明星们是公众特别是“粉丝”公众心中的“权威”，故其广告代言中的言辞极易有效吸引公众注意力，在受众群体当中形成巨大的沟通力、认同感、影响力及说服力,足以极大地左右广告受众的消费判断力与选择力。
明星的巨大影响力使受众在其广告代言面前早成弱势群体，不论出于故意还是过失，一旦广告内容虚假，受众势必深受其害。同时，由于现代广告媒体的巨大传播力与覆盖面，受害的人数也不仅仅是个别而已，而是面广量大，而且产生的连锁危害更加严重。这可由三鹿奶粉事件中多名婴儿死亡、数以万计（一说数十万计）的婴儿受害、企业破产及数十亿元的民事赔偿略见一斑。也就是说，只要广告所推销的产品或服务有害，则明星的巨大社会影响力恰恰是实现与放大这种侵害的超强能量，故明星不当广告的社会危害性十分巨大。
2.2 明星不当代言行为的性质
尽管法理上的社会危害性显而易见，但从法律层面来说，在没有法律明文规定的情况下，明星代言虚假广告还只是“不当”，而不能随便冠以“违法”二字。
明星代言法律性质的解读也是界定其不当代言违法性质的钥匙。对于明星不当代言，可归纳为“共同侵权说”、“不实证词说”、“保证责任说”等几种。
先看共同侵权说。鉴于明星代言系与广告主、广告经营者以及广告发布者的共同行为，而且违法广告构成了对不特定多数受众，特别是因接受广告所推销的产品或服务的受众的侵权责任，作为其中的重要参与者、发挥主要影响力并获得巨额收益的明星（没有明星，则许多产品根本不会为公众所注意与接收。故商界有“明星代言，一本万利的神话”之说[4](p115)），对于产品或服务并无其所代言之功效、亦非其所使用与青睐的事实明知无误，或若声称不知也系重大过失，故代言明星作为帮助侵权的“共同侵权人”的主体身份应无太大的疑问。另将《食品安全法》第55条中的“连带责任”对照《民法通则》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48条“教唆、帮助他人实施侵权行为的人，为共同侵权人，应当承担连带民事责任”进行综合起来研读，也不难体味《食品安全法》第55条中的“连带责任”的法理基础应系“帮助侵权”式的“共同侵权”。此外，将明星代言理解为与广告主及广告发布者之广告行为的“共同行为”以及将那种不当的共同行为理解成“共同侵权行为”，也打通了不当代言行为的民事法律责任、行政法律责任及刑事法律责任三者之间的联系渠道，且解释力上还可以覆盖另外两种说法（即“不实证词说”及“保证责任说”）。故笔者倾向于主张帮助侵权的“共同侵权说”。
再考察“不实证词说”及“保证责任说”。虽然明星代言广告并非为之作证可以涵盖，但在广告学书籍中，可以看到这种说法，其依据可能是受美国明星代言广告监管实务的影响。按照美国广告监管的实践，以权威人士、明星不实证词与喜好为特征的“不实证词广告”，向来是美国政府广告监管的重点之一。用名人或权威人土的证词作广告，或在广告中表现产品受到诸如影星、歌星、体育明星等明星的喜爱，必须有事实根据。如缺乏合理依据，即为违法广告。[5]（p242）
诚然，明星广告代言中的确隐含着明星们的作证，但将明星代言完全理解为作证似乎又过于牵强，至少在我国法律语境中情况如此。况且，仅仅因为在某项民事活动中作了不实证词，便要承担连带责任，似乎也科之过重。进一步而论，如果将故意、明知、共同实施虚假广告推销并造成非常严重后果的代言者们仅仅按照伪证行为科以相应的伪证行政法律或刑事法律责任，处理结果上似乎又失之过轻。故笔者不太赞同这一说法。
至于部分学者因研究明星代言连带责任法理基础而主张的“明星的这一代言行为也与消费者形成默示的保证合同”，既“代言行为保证责任说”，[6](p241)，倒是可以轻松地从法理上解释《食品安全法》第55条中的“连带责任”，且似有一定的合同法学的理论依据，但是，这样一来，保证责任与广告主（往往也就是《食品安全法》第55条中的“生产经营者”）的侵权主债务反倒不是基于共同法律关系产生的了，且保证责任期限也与主债务诉讼时效不尽相同。若采信此说，势必将《食品安全法》第55条中的本来基于同一事实产生的连带责任硬生生分拆成责任来源不同、追究期限各异的两种责任，且同样难以基于“保证合同”关系（何况果真成立，则这种“合同”还只是法学或法律拟制，充其量相当于英美法律上根据公平与公正的原则为当事人设置的虚拟合同“quasi-contract”[7](p81-82)而已，并非事实上通过代言明星明示契约行为而产生，故“合同说”本身就存牵强色彩）追究代言明星可能存在的行政法律或刑事法律责任，因为这两种法律责任只能基于某种违法行为及法律的明文规定而产生，而不得采用保证约定来自愿背负。故笔者同样也不太赞同这一说法。
三、明星不当代言的法律责任种类
鉴于前述，明星不当代言行为其实就是一种共同的侵权责任，并且所代言的虚假广告引发的社会危害结果可能非常严重，社会危害可能很大，那么，仅仅局限于食品领域科以的民事责任显然失之过轻；另鉴于明星代言收益特别巨大的实际情况，按照权利义务对等的原则，在公共影响力与公共利益之间、代言明星权利与义务之间、代言收益与代言法律责任之间进行全面衡平，依据侵权并非仅仅侵犯私法权益、受害者之私权利与社会之公益可以辩证转化、社会危害性非常严重的侵权便导致犯罪的法哲学思路，在所有的商品及服务广告领域为明星代言行为普遍设置民事、行政、刑事法律责任，建立完整的明星代言法律责任体系，不仅符合现代法治的公平、人权理念，且面对我国明星代言行为严重失范、社会公众深受其害的现状，也是殊为必要。
3.1 民事责任
除了食品安全法的具体规定以外，代言明星广泛承担民事法律责任的法律、法理依据根据已经论述。因此，应该依据《民法通则》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48条的有关规定，以“共同侵权”为理论基础，突破“食品广告”之行业局限，设立明星不当代言的一般民事连带法律责任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