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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法院文化建设发展战略的思考

——专访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田成有

唐时华


目前，一股“文化兴院”的热潮正在全国法院如火如荼地兴起。建设先进的法院文化，提高法院群体素质，已经成为各级法院的共识。我们地处边疆的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更是革故鼎新、高屋建瓴地对法院文化建设工作进行了长远规划和统筹安排，采取多项措施全力推进法院文化建设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显著成绩。什么是法院文化？它具有哪些丰富的内容？云南高院如何抓好法院文化建设？法院文化建设应当具备什么样的思路？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法学博士、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法院文化建设领导小组副组长田成有。

记者：田副院长，您好!关于法院文化的定义，理论界和实践工作者当前存在着许多不同的观点。您作为一名学者，又是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在理论和司法实践战线上都多有建树，首先我想请您介绍一下究竟什么是法院文化？


田成有：文化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现象，据不完全统计，古今中外的专家学者对文化概念的阐释就有160多种，真可谓见仁见智。在我看来，凡是在该社会的中所形成的人类共有的意识形态、行为模式、生活方式以及在物质上的体现，就是文化。凡是文明成果中那些历经社会变迁和历史沉浮而难以泯灭、稳定的、深层的、无形的东西，就属于文化。


说到法院文化，它应该是社会文化体系中的一种特殊的行业文化，是法官这一职业群体在长期的审判实践和管理活动中形成的一种共有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行为准则以及与之相关联的物质表现的总和。
法院文化有别于其他文化，首先应突出法官的主体性。法院文化主要是以法官为主体和代表的审判人员的文化，是法官群体所共有的思想观念、行为模式和生活方式以及其在物质上的体现，它是法官的人化，所以要突出法官职业的特征。可以说，法院文化是法官群体的灵魂，是法官群体的共同意识，是法官职业共同体的精神纽带。其次 应突出法律文化的特性。法院文化是法律文化的缩影和代表，法院是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的机关，法院文化要突显法院自身的司法规律，司法的规律，就是要注意法官思维方式的非自主性和逻辑性；法官行为方式的程序性和相对封闭性；法官道德良知的崇高性和知识系统的专门性，法官审美情趣的严肃性和言行举止的严谨性。法院文化建设就是要围绕公正与效率这一永恒的主题，围绕司法的公正性、高效性、中立性和权威性作文章。最后，法院文化应突出它的精神性。法院文化应是精神的文化。法院文化不是喊几句口号，贴几张标语，盖几栋大楼，重在发展内涵，营造氛围，培育精神。法院精神是法院的根和脊梁，是法院的魂和神韵，法院文化应该成为激励法官积极向上的精神力量，应当是增强法官职业的归属感和尊崇感的精神根源。
总之，法院文化内涵丰富，博大精深。一方面，我们要在“文化”的视角下看待法院文化，不能忽视法院文化的文化属性，否则，法院文化建设就只能成为无源之水。另一方面，我们要站在法院的视角和法官的视角下进行文化建设，要强调法院文化在社会文化体系中的独特品质和地位，否则就会使法院文化与其他文化混同，而失去其独立存在的价值。

记者：在很多人看来，法院工作就是审判，我们强调和重视法院文化建设，有什么意义。为什么说法院文化建设对法院各项工作起着根本性、基础性、长期性的推进作用？
田成有：是的，在有些人看来，法院的任务就是案件审判，案件的质量上去了，其他工作自然就能搞好，还有的人认为法院文化建设是无用的、“务虚”的东西，还有的人没有从内心深处了解法院文化的重要性，没有把这项工作真正摆到应有的高度去重视，没有进行实实在在的规划和策划。把法院文化建设当成一项政治任务看待，没有与文化联系上，没有好准脉，没有找对路，没有下大力气，一些法院忽视文化的特质和内涵，停留在搞些娱乐活动，唱唱跳跳，打球比赛，联欢旅游等简单的、庸俗的活动上。追求立竿见影的表面形式和短期效果，这都对法院的工作都是非常有害的。
当今世界，我们不仅看重一个国家的军事强大、政治前大，更重要的是要看文化强大，文化越来越成为社会发展的战略资源，越来越成为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可以创造生产力、可以提高竞争力、可以增强吸引力、可以形成凝聚力。先进的文化作为一个民族的灵魂和血脉，已成为团结人民的精神纽带。我们重视法院文化建设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法院文化建设是中国民主法治发展进程加快推进的必然选择。近年来，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大格局的逐步形成，随着我国民主与法治建设的加快以及中国司法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法官门槛逐渐提高，法官职业化进程逐渐加快，各级人民法院法官的素质较前此年有了飞跃的发展，大批具有较高学历的人才进入到法院，充实了法官队伍，法官队伍的文化结构和文化生态有了整体的提高。所以，很多有眼见的法院都非常重视法院文化建设，中国法院文化建设由无到有，由冷到热，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和谐社会建设的必然要求，它体现了当前我国法院物质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的同时，必须尽快破文化这一软实力的“瓶颈”问题，注重软实力的竞争。如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万鄂湘同志所言，法院、法官的形象，不是靠大楼、法袍来创造，而要靠法官自己去创造丰富的内涵，我认为，在目前人民法院硬件设施和外在条件逐步得到实现和好转的新形势下，必须注重从硬到软，从外在到内在的发展与转化。
第二，法院文化建设是完善法院形象，加快法院改革的客观要求，考察目前中国法院文化建设搞得比较好的单位，我们发现一个普遍的规律。哪个法院的文化建设抓的好，那个法院的工作也往往做得好，无论是队伍建设、审判改革、执行工作、基础建设、廉政建设等样样都走在前列，受到当地党委、人大的称赞，爱到政府的大力支持，在当地群众中有声誉、有地位。文化作为一种上层建筑，具有很强的反作用力，法院工作要做好，必须靠内在的群体认同，靠一种内在的文化理念支撑。徒法不足以自行，文化之于制度，就好比灵魂之于肉体，如果没有一定的文化协调、匹配，制度或者徒有其表，或者在实践中变形走样，优秀的法院文化有助于法院制度的贯彻，有助于改革的深化，它能使法院的各项管理步入科学化、规范化管理轨道，它能保证机构正常、高效运转，顺利完成各项审判任务，从而实现他律到自律的转变。
第三，法院文化建设是加快法官职业发展进程的必然选择。法官职业代表和凝集着一个民族的未来，承载着一个国家和民族能否成为法治社会的希望与理想。法院不仅是一个审判机关，还是一个教育和宣传法治的或者要窗口。法院不仅是解决纠纷的场所，而且还是张扬正义、宣传法律、培养法治传统的重要场所。加强法院文化建设有助于法官职业意识的养成、有助于法官职业技能的提高、有助于法官职业道德的确立、有助于法官职业形象的树立、也有助于提升个人修养，促进法官综合素质的提高。 法院有文化，能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上，形成一种理解司法职业特殊性、理解司法公正性的文化氛围。可以说，法官职业意识的唤醒，法官职业素养的提高，法官职业道德的培育，法官职业品格的提升都需要在法院文化建设上下功夫，花力气。


记者：最近几年来，云南法院工作有取得临了很多新成就，在法院文化建设这方面，法院有些什么推动？
田成有：云南高院以党组书记、赵仕杰院长为首的院党组高度重视肖扬院长关于加强法院文化建设的重要批示，将法院文化建设作为人民法院进步与发展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和系统工程来抓，多管齐下，大力推动法院文化建设，我们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概括一下，我们主要做了以下工作：云南高院党组率先在全国法院成立以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院长董治良为组长的省高院文化建设领导小组，并要求全省各级法院统一思想，整合资源；出台了云南高院关于加强法院文化建设的意见和新闻发言人制度；提出了“公正、高效、文明、廉洁、和谐”的“十字院风”；建立全省法院文化、艺术人才库，将人才的培养纳入长效机制；定期举行新闻发布会，主动向社会提供信息发布新闻；积极创建省级精神文明单位获得通过；制作完成了具有司法职业特色的格言警句牌匾；组织撰写了融法治历史、现实与未来于一体，充分展现法文化与建筑艺术完美结合的《新审判大楼赋》；省高院《审判与法治》杂志定期举办“法律沙龙”；开展了《云南法院文化建设发展战略》课题的撰写；积极筹建并开通了《云南法院网》，开设了“法院文化”专栏；清理、完善并印制了《法院管理制度汇编》，进一步强化内部管理；通过建设学习型法院，积极开展具有浓厚学术氛围的法治沙龙、司法论坛等活动；在全国法院第十八届学术讨论会上，云南法院共有14篇论文获得二、三等奖；努力构建全省“大调研”格局，积极参加全国大型学术研讨使我省法院的调研水平上了新的台阶；2006年，云南高院、丽江中院、宁蒗法院共同协助拍摄了电影《马背上的法庭》，该片讲述了云南边远地区一个基层法官感人的故事，男主角法官老冯由李保田扮演。影片拍摄完成后，被中宣部、文化部确定为向党的85周年献礼的优秀故事片，成为极为少见的国产主旋律电影入选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竞赛单元并获得大奖；自主创作拍摄了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专题片《以法律的名义》得到普遍的好评，这部专题片立足于云南高院实践，采用纪实的手法，艺术地再现云南法院人为维护公平、推进法治、实现和谐的发展历程和精神追求，达到宣传法治理念、弘扬法院文化、展示法官形象的目的。这些文化建设的有益探索，为我们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同时，通过法院文化建设，大大促进了法院各项工作的全面提高，取得了建设的实效。


记者：云南法院文化建设取得了这样的好成绩，有什么好的经验和启示？
田成有：法院文化建设工作既是一项基础性建设工作，又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长远规划、统筹安排，积极稳妥地推进，不能急功近利，要有计划地营造“法院文化建设”的气候。云南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产生了璀璨多姿的古滇文化、青铜文化，产生了郑和航海的豪迈无畏以及滇西抗战爱国护家的精神，文化的积淀留给我们太多的财富。省会昆明审时度势提出的“春融万物，和谐发展；敢为人先，追求卓越”的昆明表述语，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整个云南人民的精神。随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西部大开发和新昆明建设的提出，云南高院基于历史和人文的深厚积淀，审时度势，提出了云南法院文化建设的总体思路，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将司法理性、人文精神与公正、文明的作风有机结合在一起。以提高法官整体素质，确保公正司法、一心为民为宗旨，以培育法院精神、更新司法理念、强化职业道德为核心；以规范司法行为，提高司法能力为方向；以打造法官形象、营造和谐氛围为基础；以机制创新，提升管理水平为保障，努力提高法院裁判的公信力。
我们在推进云南法院文化建设中，注意处理好几个结合。一是法院文化建设要与提高人的素质发展结合。加强法院文化建设必须把提升人的素质，提高人的境界作为第一要务。人的素质、境界如何是法院文化建设的根本性标志。要坚持以人为本，确立法官的主体地位，力求把实现法院的整体价值和实现人的价值统一起来。二是法院文化建设要与建设学习型法院相结合。法官必须树立终身学习的观念，真正使学习成为生活，人生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法院文化建设要创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努力培养出一大批知识型、专家型、复合型的优秀法官。三是法院文化建设要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相结合。法治包括着内在价值取向和人文精神，法院文化建设既是一个现实推进的过程，更是一个理念更新的过程。法院文化建设必须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紧密结合，要培养法官队伍具有共同的法律信仰，强化审判人员的责任意识和角色意识。四是法院文化建设要与规范的制度建设相结合法院文化是以管理为目的的和以文化为载体的有机结合，法院文化必须通过制度的建立，引导法官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使法官真正从灵魂深处做到德化于自身、德化于本质、德化于社会。五是法院文化建设要与法院改革相结合。要通过深化改革，通过文化的力量和文化的作用，确保改革向纵深推进，取得改革的预期效果。


记者：在推进云南法院文化建设的过程中，你认为难点是什么？要注意什么问题？


田成有：我认为推进法院文化建设，必须结合实际，必须善于策划，找准着力点。一是要把握法院文化的基本特征。法院文化具要突出法院的职业色彩。比如，在法院大楼的设计中，必须充分考虑到法院的法律属性与文化内涵，法院的建筑不是简单追求奢华、气派的一堆堆钢筋水泥，而应该是赋予了生命和灵魂。如果把法院盖成宾馆，无论怎么豪华，都很难显示法院的法律品位和文化特色，二是要注重培养法院的精神或传统，这是法院文化建设的基础和核心，是法院的内在精气和独有魅力，是法院文化建设中的重中之重，难中之难。 在法院的精神文化建设中，关键是增强法官依法办事的职业理念，根本是提高法官执法为民的职业意识，重点是要提升法官清正廉洁的职业操守，方向是营造法官团结务实的职业氛围。 三是要注重理论性和可操作性相结合，法院文化建设需要理论的指导。但是，再先进的理论也必须与实践相结合，必须能够指导人们的实践活动，否则这种理论就只能是一种玄学。加强法院文化建设，要反对两种错误倾向。一是把法院文化建设庸俗化，重视外在的设施建设而忽视内在的素质教育、精神的培养，一是要避免抽象化，故弄玄虚，把法院文化与法院工作与建设实际相脱离，空谈理念、价值，缺乏可操作性。四是注重超前性与现实性相结合，法院文化建设不能见子打子，就事论事，就审判说审判。必须在战略发展上应有所超前，要有方向的带动，要管长久。要从高处着眼，从细节入手，只有站在时代的高处，远眺社会发展的未来趋向，才能找到由现实通向未来的桥梁。在建设途径上，要从实际出发，吃透院情，找设思路，既要考虑借鉴世界先进文化的问题，又要考虑社会文化背景、逐步推进。对于传统法律文化中合理的东西要继承，对外来经验、做法要批判地吸收。要在继承中创新，在扬弃中发展。五是突出重点和兼顾一般相结合， 法院文化建设要分清主次、突出重点，抓住重点，以点带面，抓住龙头，带动全身。对重点建设的方面要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全力以赴。同时，也要统筹兼顾，协调发展，先易后难。在这过程中，必须要有领导、有组织、有步骤地妥善运作，必须整合方方面面的力量，营造内外合作发展的环境。


记者：云南高院的文化建设取得了一些成绩，也进行了充分、周密的思考，请您谈谈下一步还有什么样打算？

田成有：荣誉永远属于过去，我们要做的工作还很多。下一步，云南高院将继续在物质文化建设、制度文化建设、行为文化建设、在精神文化建设四个方面加强建设。我们将逐步实现从单一的平面媒体的宣传模式向多元化的立体化媒体的宣传模式转变。借省委政法委关于加强政法系统新闻宣传工作的通知精神和要求，以电视媒体作为突破口和重点，整合全省法院的力量与资源，开办宣传法院、法官、审判的专栏，进一步增强法院宣传的效应。我们将逐步实现从小而多的单纯追求数量的宣传理念向大而精、以质量与影响力取胜的宣传理念转变。在办好现有的专栏的基础上，加强与人民法院报、法制日报、新华社、人民日报以及有关刊物的联系与沟通，精心策划一些共同关注的新闻宣传报道，实现借力宣传，增强宣传的深度、力度、广度。继续健全完善新闻发布制度，举办全省法院新闻发言人培训班，使新闻发布更加常规化，更有质量，加强法院院史陈列室、法院文化墙等文化工程，充分反映云南法院建设的历史和成就，展示人民法院的光荣与梦想。此外，我们还将组织法官撰写反映云南法院文化建设的专著，出版一系列的调研成果，在适当的时候策划召开一次法院文化建设研讨会。策划一次类似“感动中国”十大人物评选之类的法院先进模范人物评选活动，同时组织一次全省法院的文艺汇演活动，通过出典型、出精神、出经验等方式，开创云南法院工作的新局面， 提升云南全体法官的新境界， 展示云南法院的新形象。





浅谈离婚案件中人身权的执行

韩召峰


　　基层法院在执行离婚纠纷案件时经常遇到因离婚而带来的子女抚养关系的判决，要求交出判由离婚夫妻中一方抚养的未成年的子女。这类案件一直是普遍的执行难点。难度大，执结率低。笔者结合执行工作的实践，谈谈人身权的执行。

一、人民法院民事强制执行的范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54条明确规定：“强制执行的标的应当是财物或行为”。也就是说只有给付内容的判决才具有强制执行力，它可以是财产，也可以是行为。作为给付内容的财产，既可以是金钱，也可以是非金钱；作为给付内容的行为既可以是行为，也可以是不行为。

（一）人身不应当成为执行标的物。

　　对于强制执行的财产，它特指《物权法》的物，梁慧星教授负责的《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第十条规定：“本法所称的物，指能够为人力控制并具有价值的有体物，能够为人力控制并具有价值的特定空间视为物，人力控制之下的电气，亦视为物”。罗马法中的有体物是指：“实体存在于自然界之物质，而为人之五官可觉及者也，如土地、房屋等”。从此法律规定物的概念可以判断人身不符合《物权法》关于物的构成要件。但人身某个器官，如眼角膜、肾脏等在脱离人体后可以构成物。因此，从财产的内容看人身不应当成为执行标的物。

（二）人身的执行属于不可代替的行为的执行。

　　由于强制执行给付内容包括行为的执行。对于各种法律文书的执行各国采用的执行方式，基本上有直接、间接、代替执行和损害赔偿执行。代替执行是指执行机关命令债权人或第三人代替债务人履行债务，因履行债务所发生的一切费用由债务人负担，向债务人收取。间接执行是指执行机关一般不直接以强制力实现给付内容，而是通过对被执行人实施强制措施。拘留、罚款等方法，给被执行人造成一定的心理压力，迫使其自动履行债务。此种方法适用于不可代替行为的执行。不可代替行为的执行是指生效的法律文书指定的行为不可代替时，所实施的关于行为请求权的执行，不可代替行为因与被执行人的个人身份等有着密切关系，被执行人的法律意识和履行义务的态度，对案件的执行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不是由被执行人本人实施，则权利人的权利不能实现或不能完全实现。因此，离婚案件中一方当事人拒不按照判决将未成年子女交由对方抚养，这种行为的执行属于不可代替行为的执行。

二、对人身执行应采取的原则。

　　我们知道人身的执行属于不可代替的行为的执行，对不可代替履行的行为的强制执行应坚持以教育为主的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都规定了对于只能由被执行人完成的行为经教育，被执行人仍拒不履行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妨害执行行为的有关规定处理。这就说明教育是优先采用的原则，因为法院在执行变更抚养关系的案件，被执行人及家人对判决一般不服判决，对抗执行的态度强硬。拒不将未成年的子女交由对方抚养。法院又不适宜将未成年孩子强行领走或抱走。因此只有说服教育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方法简单粗暴则很容易引起事端，给未成年子女造成心灵上的伤害，不利于社会和谐。执行人员在执行这类案件时要总结经验摸透被执行人的心态，找出被执行人的不履行原因，耐心做好说服教育工作，使其认识到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交付行为是其应尽的法律义务。若不履行将会产生的法律后果。只有被执行人思想想通了，才能做好其家庭成员工作，主动将未成年子女交付给权利人抚养。如果被执行人拒绝履行交付义务的，法院可以对其进行罚款、拘留或处以一定数额的迟延履行金，迫使其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三、被抚养人不同意履行判决的执行

　　由于《婚姻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了法院在处理子女抚养问题时，规定了父母双方对10周岁以上的未成年子女随父或随母生活发生争执的，应考虑该子女本人的意见。10周岁以下的子女抚养权由法官结合实际去自由裁量。然后权利人申请执行。在执行过程中执行法官经常遇到二种情形，一是通过法院工作被执行人同意将子女通过法官领走交由对方抚养，但是被抚养子女明确表示不同意与法院判决确认有抚养权的父亲或母亲共同生活。这种情况是否可以像台湾地区“强制执行法”规定的那样采用直接执行的方法，法官将未成年子女从被执行人处强行领走或抱走。笔者认为应区别对待，如果被执行人同意执行，未成年子女确实不同意去有抚养权的人家庭生活（这类案件未成年子女的年龄在6-10岁之间）。法院可以建议被执行人诉讼重新变更抚养关系，或建议申请执行人申请中止执行。此时法院不能对未成年子女强制执行。如果被执行人处以法律的威慑，表面同意履行判决，暗下去诱导、恐吓子女，让子女在法官面前说不同意与法院判决确认有抚养权的父亲或母亲共同生活。法官发现后可以将子女独自带到一边，进行耐心询问，让其吐出真情，直接领走。其理由是：1、直接领走是被抚养人真实意思表示，法院直接领走并不违背其意志；2、法院直接领走并非对未成年子女人身简单的强制执行，而是为了实现法律文书确定的交付内容；3、法院采取直接强制领走或抱走的方式，既可以及时实现债权人的权利，又可以避免案件久拖不决而带来社会负面影响（参见万鄂湘主编《强制执行必备法律司法解释解读》第577页董志强的观点），当然如果未成年子女未满4周岁，法院完全可以直接领走或抱走。

黑龙江省北安市人民法院 韩召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