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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共同侵权行为规定”之解释
　　　　　　　　　　　－－以“共同”的解释和加害人不明情形的解释为中心

　　内容提要: 关于共同侵权行为的规定，《日本民法》只有第719条一个条款。其前段中的“共同”的含义，我们持主观共同说的立场，认为为成立“共同”侵权行为，必须具备“更为紧密的意思参与”意义上的主观共同性。其后段，是在不存在主观共同性的数个行为人的场合，为保护受害人而做的有关因果关系推定的规定，因此，作为加害人，通过对因果关系全部不存在或者部分不存在进行举证，可以实现免责或减责。


　　目次
　　一、问题的提出
　　二、“共同”的含义（《日本民法》第719条第1款前段）
　　三、加害人不明的情形（《日本民法》第719条第1款后段）
　　四、《日本民法》第719条第1款前段与后段的概要
　　五、结论

　　一、问题的提出
　　日本共同侵权行为的解释论，是在20世纪70年代日本经济高度发展时期此起彼伏的公害诉讼和药害诉讼中，围绕探讨如何追究国家与企业以及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责任问题而逐渐展开的。[1]相关讨论虽然持续至20世纪80年代，但此后并未出现活跃讨论。在这一时期，在司法实践中，下级法院以公害诉讼和尘肺诉讼为中心虽然展开了共同侵权行为法的讨论，但学界并未跟进相关讨论。[2]然而，近年来，由于在司法实践中，伴随着石棉诉讼的提起，国家与企业以及企业与企业之间的法律责任问题成为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因此，共同侵权行为法的解释论再次倍受关注。[3]在这种背景之下，我于2012年与我的恩师—京都大学名誉教授前田达明先生[4]共同完成的著作《共同侵权行为法论》[5]，立足于日本20世纪70年代构筑的以《日本民法》第719条的解释论为中心的共同侵权行为法论的内容，在充分考察此后日本下级法院判决的基础上，重新展开当前我们所主张的主观共同说的正当性及其论证研究工作。
　　在日本理论界，只要提到共同侵权行为法，通常就会涉及公害问题。围绕共同侵权行为法，日本形成了以公害受害人救济论为目的的解释论，并成为日本共同侵权行为法的代表性解释论。但是，与此相对，我们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就强调认识共同侵权行为法之中适用于多数侵权行为人场合的普遍性理论的重要性。基于这种认识，无论是对过去的解释论素材甚至包括公害诉讼素材，还是对现在的解释论素材，我们均致力于提出能够更为普遍适用的、在一般性解释论之中展开共同侵权行为法理论研究。[6]
　　另一方面，正如大家所了解的那样，在中国，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九编中的一编，侵权责任法曾经于2002年12月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上被初审。此后，根据第十届、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规划，自2008年开始，中国展开了侵权行为法单独立法的工作[7]，并取得成效。《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于2009年12月26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并自2010年7月1 日起施行。该法在第二章中设立了共同侵权行为规定。从上述这些因素来看，我认为讨论有关“共同侵权行为”问题，是非常适时的。基于上述考虑，我这次的演讲将以日本的讨论为基础，针对共同侵权行为中以下问题进行，即：①“共同”的含义；②在多数人实施权利侵害行为而加害人不明的情形下，应如何处理？应如何解释此时的共同行为人？共同侵权行为法存在的意义与理论根据何在？等等。
　　这些问题，就我所知，在中国也有争论。在日本民法中，正如大家所了解的那样，关于共同侵权行为的规定，《日本民法》只有第719条一个条款。前面所列举的两个问题，分别涉及第719条第1款前段（前段）与后段（后段）的解释。在中国，前者即关于“共同”的含义，对应的是中国《侵权责任法》第8条（以及第9条，该第9条关于教唆、帮助的规定，是具有强烈意思关联的情形）；后者与“加害人不明的情形”相关，对应的是中国《侵权责任法》第10条（第11条、第12条，这些条款没有使用“共同”二字）。不过，中国《侵权责任法》第11条是否属于共同侵权行为的规定，最近在日本也存在争议。有力说认为，该条规定不是共同侵权行为，而是独立的、单独的侵权行为出现竞合情形下的竞合侵权行为。[8]
　　二、“共同”的含义（《日本民法》第719条第1款前段）
　　（一）《日本民法》第719条
　　《日本民法》关于共同侵权行为规定如下：“（1）数人因共同侵权给他人造成损害时，各自对其损害负连带赔偿责任。在不能确定共同行为人中由何人加害时，亦同。（2）教唆或帮助侵权行为人的人视为共同行为人，适用前款规定。”
　　顺便说一下，众所周知，在日本，虽然本条有关的立法过程并不清楚，但从比较法来看，此条应是《德国民法》第830条的翻译。[9]其中，第一个问题即 “共同”的含义，指的是《日本民法》第719条第1款前段的“共同侵权行为”中的“共同”。那么，如何解释“共同”的含义呢，这便成为问题了。
　　（二）客观共同说（判例、旧通说），主观共同说，主、客观说（主观客观并用说）
　　1．解释的前提
　　解释“共同”含义的实践意义在于：第一，各共同侵权行为人的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是否必须存在个别的因果关系？第二，与此相关，在一般侵权行为规定（第 709条）之外设立共同侵权行为规定的意义何在？也就是为什么要规定共同侵权行为？下面我们将以这些问题为中心，对倍受关注的日本学说、判例的主要观点进行说明。
　　2．旧通说（我妻荣博士[10]、加藤一郎博士[11]等）
　　旧通说在持客观共同说立场的同时，要求各共同侵权行为人与损害之间有因果关系。但最近，支持此说的学者并不多。
　　对于这种见解，有批评意见认为，就同一损害，要求每个人都要承担责任，会导致在《日本民法》第709条规定的一般侵权行为上，要承担责任相同的结果，共同侵权行为规定的存在意义就变得不明确。[12]此外，还有批评意见认为，客观共同说认为，共同侵权行为人应就全部损害结果承担连带责任，但如此一来，在公害的场合，对所造成的巨大损害数额因为受害人的选择而由部分加害人承担，则属不公平，因此，主张在不存在主观共同关系的公害的情形下，应该排除连带责任。[13]
　　此外，还有批评意见认为，“客观共同性”的含义不明确，[14]即从客观共同说的立场出发，例如，与后面即将介绍的山王川事件相关，在多数工厂向河流排污造成污染损害的情形下，数家工厂因为“共同相关”而被一起作为了共同被告，单纯的主观标准并未发挥作用，因此，主张应在考察各工厂物理上的邻近程度、工厂运行状态、地域性、排出污水的标准等客观因素的基础上，进行认定。[15]但是，由于工厂恰巧就在附近运行，为什么超过相关程度就必须赔偿呢？判决并不明确。同时，判决如何对工厂运行状态、地域性、排出标准等客观因素进行考虑，也不明确。此外，上述均是以过失为前提的行为义务决定因素，为什么它们能够成为决定“共同关联性”的因素呢？也不清楚。如此种种，判例遭到这些批判。
　　3．判例（日本最高法院）的立场
　　判例一贯采取客观共同说的立场，这是受了旧通说的影响。在此，我先介绍两个战后的日本最高法院的判决。
　　（1）山王川事件
　　最初明确客观共同说立场的是日本最高法院1968年4月23日的判决，[16]其通常被称为山王川事件。原告是利用山王川的河水种植水稻的十二名农民。由于国营的酒精制造厂所排出的废水以及四个社区的下水道所排放的废水（下水）均排人该河流，并因为所排废水均含氮，因而使得山王川的河水的氮浓度远远超过了水稻生长的最大允许值，结果，水稻尚未成熟便出现东倒西歪现象并减产。上述十二位农民便以遭受损害为由，向国家提起了损害赔偿请求诉讼。对此，国家进行了如下反驳：向山王川排出的城市下水中也含氮，因此，不能说工厂所排放的废水是导致损害的原因。
　　日本最高法院用以下观点驳回了国家的主张：在共同行为人各自的行为客观相关而共同违法造成损害的情形下，当各行为人各自的行为均独立具备侵权行为要件时，各行为人应该对与上述违法的加害行为具有相当因果关系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而且，如果工厂不向山王川排放废水，就不会发生减产损害，减产的直接原因是本案工厂排放废水，因此，废水排放与损害发生之间具有相当因果关系。
　　[评论]本判决中存在以下两个疑问：第一，判决未对“客观关联共同”做任何说明；第二，由于判例理论采取了与旧通说相似的立场，因此，共同侵权行为规定丧失了其存在的意义。[17]
　　（2）交通事故与医疗事故的依次竞合事件
　　第二个判例是日本最高法院2001年3月13日的判决。[18]在这一案件中，原告之子虽然因交通事故遭受了放置不管的话，就会发生死亡程度的脑部损伤，但在事故后，原告之子被送入被告医院。被告医院如果能够在早期发现原告之子脑出血并施行适当治疗的话，则原告之子极有可能被救活。
　　对于此案，日本最高法院认为，这种场合属于共同侵权行为，并有如下论述：“不管是交通事故还是医疗事故，都有可能导致原告之子的死亡这种难以分割开来的结果，不管是哪一种事故，都和此结果之间具有相当因果关系。由于交通事故中的驾驶行为与医疗事故中的医疗行为属于《日本民法》第719条的共同侵权行为，因此，各侵权行为人应对受害人所遭受损害全额承担?带责任”。此外，判决还认为：“正如本案一样，对于由数个独自成立的侵权行为依次竞合而成的共同侵权行为，在与受害人的关系上，不允许在限定各侵权行为人应承担的责任的基础上，限定损害赔偿数额”。其理由是，违反明文规定、偏离保护受害人的宗旨、违反公平分担损害的理念。
　　[评论]判决认为，即使在交通事故与医疗事故竞合的情形下，适用《日本民法》第719条第1款前段规定。但是，判决完全没有提及“客观共同性”。同时，在此事件中，交通事故与医疗事故均和受害人死亡有明确的因果关系。因此，即使采取前述客观共同说的立场，也应当说本案是独立的侵权行为的竞合，不应理解为共同侵权行为。[19]
　　更为根本的是，判决仅仅为了保护受害人而不认可减免责任，这种做法，从日本侵权行为法中的公平分担损害理念，以及私权自治的观点来看，其价值判断欠缺公平。[20]
　　4．主观共同说
　　现在的学说中，主观共同说属于有力说。我的恩师京都大学名誉教授前田达明先生，对立法过程进行详细研究，从比较法的观点出发，并参考日本侵权行为法的母法—德国民法，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主观共同说，[21]并成为学界的有力说，我也持相同立场。主观共同说的主要观点如下：
　　主观共同说的特点是，认为各个共同侵权行为人自身的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即使不存在因果关系，也必须对全部损害承担连带责任，不承认减责与免责，而且，共同侵权行为规定的存在的意义，就是保护受害人。
　　不过，中国《侵权责任法》第67条虽然规定根据参与程度来决定责任大小，但此条并不适用于《侵权责任法》第8条规定的情形。和中国法一样，对于《日本民法》第719条第1款前段的情形，从我们所主张的主观共同说的立场出发，并不考虑“与参与程度相应的责任大小”。而且，从实质的利益衡量的角度来看，当仅排放少量有害物质的企业盈利，而排放大量有害物质的企业出现赤字时，会导致无法救济受害人的不利后果。较少的排放者也因为具有意思上的联系，所以不得不让其承担全部责任。
　　但是，另一方面，对和自己行为没有因果关系的权利侵害，不承担责任，是私法上的大原则，同时，其也违反自己责任原则和个人责任原则。还有，过于强调保护宪法（如保护财产权的第29条）保障的受害人的权利，就会过度限制同样为宪法（如第13条）所保护的加害人的行动自由，这也是不允许的。因此，让人对与自己无关的他人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从私法原则的角度来看，必须慎重。这里，将自己责任原则的例外加以正当化的根据，即归责根据，就非常重要。我认为，这才是共同不法行为人的主观即意思。作为这种意思的具体内容，迄今为止，被解释为“各自利用他人的行为、同时容允自己的行为被他人利用的意思”。在刑法学中，与此对应的即是行为共同说。[22]
　　可以考虑的典型情况，有以下几种：
　　（1）故意的共同侵权行为的场合。与刑法中的共同正犯相对应，即就权利侵害存在合意的场合，即具有“共谋”的情形。如，A与B共谋杀害X，共同用手枪袭击X时，A的子弹命中X致其死亡，B的子弹未命中。此时，A与B共同对X的死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2）过失共同侵权行为的场合。即虽然没有共谋，但存在权利侵害之外的合意，各自具有过失的情形。例如，A与B在山道行走时，遇山上落石，数个石块妨碍了道路通行。这时，A与B共同将石头推向山谷时，A推下的石头，砸伤X并致其死亡，B推下的石头没有砸着X。这时，A与B也共同对X的死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23]
　　关于这一点，稍微多说几句。在刑法的世界中，只有基于故意的共同行为才被视为共同正犯（犯罪共同说）。这是因为，刑法在以惩罚加害人为目的的同时，还最大限度地尊重加害人的行为（活动）“自由”。也就是说，刑法是对付违法的最后“屏障”。与此相对，民法的损害赔偿法则是以平衡“救济受害人”和“保护加害人的行为自由”为目的，因此，当各加害人具有过失，虽然合法但具有共同“意思”、相互协助时，从救济受害人的观点出发，承认其为共同侵权行为（刑法中所说的行为共同说）。这是由于，在通常情况下，与加害人单独的个人活动相比，由多数加害人相互协助的情形将取得更好效果，获得更多利益。因此，让该行为作为共同侵权行为而使其承担更大危险（更大负担），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利益归属之所在，也是损失归属之所在）。
　　5．主观、客观并用说（主客观说）
河北省人大常委会


河北省城市建设监察条例



（2003年7月18日河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城市建设管理，规范城市建设监察工作，解决城市建设管理领域职责交叉、重复处罚等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省按行政建制设立的市、镇市区内的城市建设监察工作。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城市建设监察，是指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城市建设监察主管部门对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违反市政管理、公用事业、市容环境卫生、园林绿化和城市规划管理方面的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行为进行监督检查和实施处罚的执法活动。

　　第四条　省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主管全省的城市建设监察工作。

　　设区的市和县、市人民政府城市建设监察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城市建设监察工作。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城市建设监察主管部门对本级人民政府负责，接受上级人民政府城市建设监察主管部门的指导，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对城市建设监察主管部门及城市建设监察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权向有关机关提出控告或者检举。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城市建设监察工作的领导，监督城市建设监察主管部门依法履行职责。

　　各级公安、工商行政管理、环境保护等有关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协助城市建设监察主管部门做好城市建设监察工作。

　　第七条　城市建设监察应当坚持监督与服务相结合、教育与处罚相结合，严格执法，公正执法，文明执法。

　　第二章　城市建设

　　监察组织和人员

　　第八条　经省人民政府决定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城市建设监察主管部门，相对集中行使市政管理、公用事业、市容环境卫生、园林绿化部门的行政处罚权和城市规划部门的部分行政处罚权，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行政处罚权相对集中后，原相关部门不得再行使已由城市建设监察主管部门行使的行政处罚权。

　　市政管理、公用事业、市容环境卫生、园林绿化和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认真履行各自的管理职责。

　　城市建设监察主管部门应当与相关部门建立工作联系和协调制度，相互配合做好城市建设监察工作。

　　第九条　城市建设监察主管部门可以在法定权限内，委托其所属的符合法定条件的事业组织实施行政处罚。

　　受委托组织在委托范围内，以城市建设监察主管部门名义实施行政处罚；不得再委托其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实施行政处罚。

　　城市建设监察主管部门对受委托的组织实施行政处罚的行为应当负责监督，并对该行为的后果承担法律责任。

　　第十条　城市建设监察主管部门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宣传城市建设管理法律、法规和规章；

　　（二）监督检查城市建设管理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执行情况，调查处理违反城市建设管理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行为；

　　（三）建立举报制度，受理对城市建设监察组织和人员违法失职行为的投诉，保护举报人的人身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

　　（四）加强城市建设监察队伍建设，对工作人员进行培训、考核和奖惩；

　　（五）实行执法责任制和过错责任追究制。

　　第十一条　城市建设监察主管部门应当将收缴的罚款如数上缴同级财政；同级财政应当保障城市建设监察工作所需经费。

　　第十二条　城市建设监察人员必须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或者是依法成立的管理公共事务的事业组织的工作人员，并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遵纪守法，忠于职守，公正执法，清正廉洁；

　　（二）熟悉城市建设管理法律、法规和规章；

　　（三）具有大专以上文化水平和专业知识；

　　（四）经过培训、考试，取得城建监察证和行政执法证；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三条　城市建设监察人员履行职责，可以采取下列措施：

　　（一）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调查有关情况；

　　（二）查阅、复制或者录制与监察事项有关的材料；

　　（三）要求被检查的单位和个人就监察事项涉及的问题作出解释和说明；

　　（四）制止、纠正违反城市建设管理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行为；

　　（五）对经教育、劝阻，拒不停止违法行为的，经城市建设监察主管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其使用的工具和有关物品。

　　第十四条　城市建设监察人员履行职责，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不得妨碍被检查单位和个人的正常生产、经营秩序；

　　（二）不得侵犯当事人的人身权利和其他合法权利；

　　（三）不得滥施处罚和贪污、挪用、私分罚款；

　　（四）不得参与被检查单位或者个人安排的有碍公正执法的活动；

　　（五）不得泄露举报人的姓名、工作单位、家庭住址等有关情况；

　　（六）与被检查单位或者个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第三章　城市建设

　　监察范围

　　第十五条　依据《城市道路管理条例》及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对占道加工、制作、修理、擅自挖掘城市道路、损坏城市道路、桥涵、排水设施等市政管理方面违法、违章行为进行监督检查和实施处罚。

　　第十六条　依据《城市供水条例》及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对危害、损坏城市供水、节水、供气、供热、公共交通设施的违法、违章行为和对城市客运交通营运、燃气安全等公用事业管理方面的违法、违章行为进行监督检查和实施处罚。

　　第十七条　依据《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及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对损坏环境卫生设施、露天烧烤、沿街散发商品广告、影响城市市容环境卫生等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方面的违法、违章行为进行监督检查和实施处罚。

　　第十八条　依据《城市绿化条例》、《河北省城市绿化管理条例》及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对损坏城市绿地、花草、树木、园林绿化设施及乱砍树木等园林绿化管理方面的违法、违章行为进行监督检查和实施处罚。

　　第十九条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河北省城市规划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对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进行建设，或者未取得临时建设规划许可证进行临时建设的行为进行监督检查和实施处罚。

　　第二十条　在城市建设管理领域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具体范围，由省人民政府规定。

　　第四章　城市建设

　　监察程序

　　第二十一条　城市建设监察人员执行公务时，不得少于二人，必须佩戴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制发的城建监察标志，主动出示城建监察证和省人民政府统一制发的行政执法证件。对未出示执法证件的，有关单位和个人有权拒绝接受检查或者处罚。

　　第二十二条　城市建设监察主管部门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当事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城市建设监察主管部门必须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复核；当事人提出的事实或证据成立的，城市建设监察主管部门应当采纳，不得因当事人申辩而加重处罚。

　　第二十三条　城市建设监察主管部门查处违法案件，需要责令当事人补办有关手续的，应当征得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的同意，责令当事人补办有关手续。

　　第二十四条　城市建设监察主管部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对需要作技术鉴定或者涉及恢复原状、赔偿损失的，应当征求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并根据相关行政主管部门提供的技术鉴定结论、赔偿标准和数额，责令当事人恢复原状、赔偿损失。

　　第二十五条　城市建设监察主管部门对本条例第十九条所列违法行为做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认为尚可采取改正措施的，应征得同级人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的同意，责令当事人限期改正。

　　第二十六条　违法事实确凿并有法定依据，对个人处以五十元以下、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城市建设监察人员可以当场作出处罚决定的，应当填写预定格式、编有号码、加盖城市建设监察主管部门公章的处罚决定书，并当场交付当事人。其中，依法给予二十元以下罚款或者不当场收缴罚款事后难以执行的，可以当场收缴罚款。

　　当场收缴罚款的，城市建设监察人员应当向当事人出具省人民政府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罚款收据。不出具罚款收据的，当事人有权拒绝缴纳罚款。

　　当场收缴的罚款，城市建设监察人员应当自收缴罚款之日起二日内交至城市建设监察主管部门；城市建设监察主管部门应当在二日内将罚款缴付指定的银行。

　　第二十七条　除本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可以当场作出的行政处罚外，城市建设监察主管部门发现当事人有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的，必须全面、客观、公正地调查，收集有关证据。根据调查结果，做出处罚或者不予处罚的决定。对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当集体决定。

　　除依法可以当场收缴的罚款外，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城市建设监察主管部门及城市建设监察人员不得自行收缴罚款。当事人应当自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到指定的银行缴纳罚款。

　　第二十八条　城市建设监察主管部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对符合听证条件的，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应当组织听证。

　　第二十九条　城市建设监察主管部门对依法登记保存的工具和有关物品，应当填写登记表，并由城市建设监察人员、当事人或者见证人签字。当事人拒绝签字的，由城市建设监察人员注明拒签事由。登记表一式三份，当场交付当事人一份。

　　对登记保存的工具和有关物品，城市建设监察主管部门应当妥善保管，并在七日内做出处理决定；在保管期间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十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一条　对本条例第十五条和第十七条列举的占道加工、制作、修理、露天烧烤、沿街散发商品广告的行为，由城市建设监察主管部门予以警告，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对拒不改正的，处以一千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二条　城市建设监察人员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规定之一，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三条　城市建设监察主管部门及城市建设监察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依法赔偿。城市建设监察主管部门赔偿损失后，应当责令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城市建设监察人员承担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用。

　　第三十四条　城市建设监察人员依法执行公务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阻碍。对以暴力、威胁手段阻碍城市建设监察人员执行公务的，公安机关应当依法及时作出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五条　城市建设监察主管部门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部门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不认真履行城市建设监察职责，对违反城市建设管理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行为不调查、不处理的；

　　（二）对城市建设监察组织及其工作人员违法失职行为的投诉不受理或者不调查处理的；

　　（三）不严格施行执法责任制和过错责任追究制的。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六条　对风景名胜区的规划、市政管理、公用事业、环境卫生和园林绿化方面的监察，参照本条例执行。

　　第三十七条　本条例自2003年12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