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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交强险赔偿责任是否区分有责无责以及分项限额问题的探讨

商平度


　　目前，一些法院出于最大化保护受害人利益的考虑，在确定保险公司交强险的赔偿责任时，不区分被保险人是否在交通事故中是否有责无责以及分项限额的限制，判令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总额内承担赔偿责任。笔者认为这一做法于法无据，违背了在司法裁判中法律适用的原则，不仅加大了保险公司的法定赔偿责任，而且使得交强险业务无法实现长久良性运转，有损交强险法律制度的正确贯彻执行。
　　一、交强险法律制度的实务内涵
　　《道路交通安全法》（下称道交法）第17条规定：“国家实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设立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2006年7月1日，国务院颁布实施交强险条例，对交强险制度从投保、赔偿到监管作了全面系统规定。其中，交强险条例第23条规定：“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统一的责任限额。责任限额分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医疗费用赔偿限额、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以及被保险人在道路交通事故中无责任的赔偿限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由保监会会同国务院公安部门、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国务院农业主管部门规定”。同年6月19日，中国保监会批复明确了在全国统一适用的交强险条款和费率，审批了交强险的责任限额。自此，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进入全面正式运行阶段。交强险制度运行近两年后，2007年12月14日，中国保监会进行了交强险费率调整听证会。2008年1月11日，中国保监会在听取各方意见的基础上，对责任限额、费率水平进行“双调整”，确定了费率调整方案，并会同有关部门发布了《中国保监会关于调整交强险责任限额的公告》(下称公告)，公告内容如下：根据交强险条例的有关规定，在综合分析各方意见的基础上，保监会会同有关部门确定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调整方案，规定从2008年2月1日零时起实行新的责任限额：被保险机动车在道路交通事故中有责任的赔偿限额为：死亡伤残赔偿限额110000元人民币；医疗费用赔偿限额10000元人民币；财产损失赔偿限额2000元人民币。被保险机动车在道路交通事故中无责任的赔偿限额为：死亡伤残赔偿限额11000元人民币；医疗费用赔偿限额1000元人民币；财产损失赔偿限额100元人民币。中国保险协会同时对交强险条款的责任限额进行了同步修改，上述基础费率、责任限额和交强险条款构成了目前我国交强险业务中实际运行的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
　　二、交强险法律制度的统一性与完整性。
　　一些法院之所以不区分无责与有责的分项责任限额，是认为交强险第23条虽然对此有规定，但保监会并未会同交强险条例要求的有关部门制定责任限额，认为是保监会单独进行的责任限额公告，不能在审判中适用，也不能援引。这是对交强险法律制度的统一性、完整性及其保障功能缺乏全面认识。交强险作为一项全国适用的社会保障的强制公共政策，其交强险基础费率、交强险条款、责任限额都是全国统一适用的，这种全国统一适用的法定要求，不允许个别地方进行随意变更；按照交强险条例不盈利不亏损的原则要求，保监会及有关部门在保险费率、保险条款和责任限额的确定上是整体化考虑设定的，并且要求交强险业务与其他保险业务分开管理、单独核算，并对其进行审核公开。保监会在审批基础费率时，是只考虑交强险业务的成本因素，不设定预期利润率，即费率中不含利润。这样的考虑有利于降低费率水平，有利于广大投保人。交强险条例第23条之所以规定实行区分有责与无责以及分项责任限额，是根据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的风险特点进行有针对性的保障，有利于减低赔付的不确定性，从而有效控制风险，降低费率水平。而无责情况下的分项责任限额，一方面是体现了对受害人的保护，无论受害人在交通事故中是否有过错，均能获得一定的经济补偿。另一方面也兼顾投保人以及社会公众的利益，体现公平性原则。交强险的赔偿资金来源于广大投保人的保费，分项责任限额的标准设置不仅关系到道路交通事故受害人的合法权益，还关系到投保人的经济承受能力。对此交强险条例授权保监会会同有关部门，从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基本需求出发，结合中国国情和投保人经济承受能力，遵循保险行业的风险统计与精算的业务规律，实行社会效益优先与实行商业化运作相协调的经营模式，制定的适合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需要的强制保险分项责任限额。而且，实行分项责任限额也是国际上普遍采用的做法。对上述内容，在交强险条例发布时，国务院法制办、保监会负责人就交强险条例答记者问中均有明确阐述。交强险作为一种强制保险具有法定性、社会性和公益性，保监会按照该业务总体上不盈利不亏损的原则，审批与制定的交强险费率、有责与无责的分项责任限额、费率奖惩调整和交强险条款是一个整体规范，交强险费率和有责与无责的分项责任限额是一个相互对应的整体。
　　三、责任限额立法本意的梳理界定
　　在确定保险公司的赔偿责任时，是裁判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总额承担赔偿责任，还是区分有责与无责的分项责任限额承担责任，问题的关键是对于责任限额这一法律概念的认识。因此，依法确定责任限额这一法律概念是统一认识的关键。因责任限额这一法律概念在道交法、交强险条例不同条文中出现，需要对有关条文进行文本含义的梳理分析。一是道交法中的规定。第75条：“……肇事车辆参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由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支付抢救费用”，该条中的责任限额对应的是抢救费用；第76条：“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由于上述两个法条中的责任限额分别对应的是抢救费用和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因此，道交法中的责任限额的内涵尚不能唯一确定，只是原则性的表述；二是国务院依据道交法第十七条的授权，所颁布交强险条例中的规定。第21规定：“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依法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该条与道交法第76条规定一致；第22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险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垫付抢救费用，并有权向致害人追偿：……”。该条中的责任限额对应的也是抢救费用。但对于抢救费用这一法律概念，在交强险条例第五章附则中进行了解释，第42条规定：“……(三)抢救费用，是指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导致人员受伤时，医疗机构……采取必要的处理措施所发生的医疗费用”。由此得出，道交法75条中的抢救费用对应的责任限额范围应当是医疗费。如上所述，交强险条例第23条是对责任限额这一法律概念的具体规定，该条明确规定了全国统一的分项责任限额，保险公司在进行赔偿时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被保险人有责任情况下，保险公司承担的有责分项责任限额；另一种是被保险人在无责任情况下，保险公司承担的分项责任限额。对于如何划定被保险人有责与无责的各分项责任限额的范围，授权保监会会同有关部门规定。因此，道交法和交强险条例中的责任限额都是指分项责任限额。对此，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对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的修正案时，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王胜明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新闻发布会上针对社会上对第76条的误读明确指出，强制保险在三者险的范围内不是不认过错全部赔偿，保险公司什么情况下赔，什么情况下不赔，关键词是“责任限额”，是“责任”加“限额”，是讲责任的，不是说不分青红皂白全部赔偿，怎么赔，责任怎么定，限额怎么定，由国务院规定。因此，对于责任限额这个法律概念的理解应当以交强险条例的条款文本含义为标准。只有按照交强险条例的具体规定依法处理事故赔偿问题，才是实现立法目的的关键。
　　四、不区分有责无责以及分项责任限额的后果分析
　　如果在司法和行政执法中，单独在赔偿环节上，不区分有责与无责的分项责任限额确定赔偿责任，而是以责任限额总额为准确定保险公司的赔偿责任，是擅自加大了保险公司的法定赔偿责任，在整体上将导致交强险业务的亏损，无法实现交强险业务的长久良性运作，使得不盈利不亏损的交强险运行原则落空。如果保监会为维持该项保险业务的整体不盈不亏，势必需要进一步提高保险费率，这对于广大没有发生事故的投保人将是一种极大地不公平。而且，国家频繁调整费率也会导致交强险制度的不稳定。从个案看，虽然不区分有责与无责以及分项责任限额的做法最大化的保护了受害人利益，但却不是依法保护。而且，交通事故往往同时涉及多个受害人和人身死亡伤残、医疗费用和财产损失项目，如果不按照法定的分项赔偿限额，可能导致受害人最需保障的相关项目得不到适度赔偿，导致相关人合法利益保护的冲突与失衡。举例来说，如果在一次事故中有一个受害人，财产损失3万元的话，保险公司就要赔偿3万元，而不是有责情况下的分项限额财产损失的2千元；如果有两个受害人，一个在事故中财产损失是10万元，而另外一个受害人是伤亡的情况，涉及的赔偿金也是10万元，按照不分项赔偿的话，两者是同等保护，在12.2万元的总额内，只能是各得赔偿6.1万元。这显然与交强险重点保障人身伤亡的制度安排相悖，对于伤亡的受害人是不会答应的，法官最终可能被迫回调到分项限额赔偿，让财产损失的受害人得到赔偿2千元，使伤亡的受害人得到12万元；如果在司法中出现不分项和分项责任限额并存的情形，那么法官的裁判随意性也将无法控制。从目前交强险费率水平与责任限额保障能力看，是受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投保人的经济承受条件所限的基本保障。以目前的赔偿责任限额，只能是保障受害人依法得到适度赔偿，但这种适度赔偿是区分保障重点的适度赔偿，不可能完全满足受害人利益的全面保障，尚需要投保人在交强险之外，对机动车另投商业险予以补充，或者事故侵权人自身具备经济赔偿能力。只有这样，才能全面实现对受害人合法权益的保护，而不是通过随意加大保险人的法定保险责任，来追求被害人利益保护的最大化。
　　五、保监会公告、交强险条款的法律效力。
　　在保监会的《公告》中，已经讲明是会同有关部门确定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调整方案，这与法定的交强险条款的内容是一致的。如果认为这是保监会单方就责任限额进行了《公告》，认为保监会仅仅是出于行业利益的保护，所审批的交强险条款和有责与无责的分项责任限额是对受害人第三方利益的损害，是一种机械片面的错误认识，这是对保监会的法定职责和交强险条款效力的误读。保监会的法定职责是依据国务院授权，履行行政管理职能，依照法律、法规统一监督管理全国保险市场，维护着保险业的合法、稳健运行，不是保险行业的利益代言人。如果认为保监会的《公告》无效的话，应当由国务院法制办进行审查，并在备案审查程序中予以纠正，但目前并未撤销，而且在保险实务中一直在运行。从另一个角度讲，不区分有责无则的责任限额总额12.2万元是《公告》规定的各分项责任限额的人为相加，如果《公告》无效的话，这种人为相加的12.2万元总额也就没有了出处。作为司法机关不能认为公告部分有效，部分无效。责任限额在交强险条款和交强险保单中，交强险的各分项赔偿限额都是分项予以载明的，并无交强险总责任限额的规定。责任限额总额是不区分有责与无责，将有责的各分项责任限额人为相加得出的总责任限额不能与交强险费率、交强险条款相互对应，不符合交强险条例第二十三条之规定。在交通事故的统计数据中，财产损失的风险概率是高于人身伤亡的风险概率的，照此赔偿的话，保险公司对此就要用交强险保费的大部分用于支付受害人的财产损失，这显然背离了交强险分项限额优先保障受害人人身损害的制度安排，直接危及交强险制度的正常实施。这种选择性适用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做法，使得交强险条例有关规定被人为规避，实质上是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介入了行政立法规制的范畴，是在复杂的保险业务领域创设规则，破坏了法律、行政法规以及部门规定的完整性，损害了法制的统一。
　　对于交强险条款的法律效力问题。交强险条例第6条规定：“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实行统一的保险条款”；第13条规定：“签订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合同时，投保人不得在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之外，向保险公司提出附加其他条件的要求。签订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合同时，保险公司不得强制投保人订立商业保险合同以及提出附加其他条件的要求”。第38条中规定，保险公司未按照统一的保险条款和基础保险费率从事交强险业务的，处5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停止或吊销许可证。由此可见，交强险条款属于法定险的法定条款，是保监会审批后发布全国的，任何人都不得变更，它突破了传统的保险契约自由约定原则，不同于保险法所规范的商业保险。如果认为交强险条款是损害了受害人作为第三人的利益，是投保人与保险公司通过对第三者伤亡时的约定，使保险公司应承担的法定赔偿义务进行了“缩水”,是对交强险条款的制定主体的法定性和法律效力缺乏正确认识。另外，交强险条款中的免责条款属于法定免责事项，对于法定免责条款保险公司无需履行明确说明的义务。而保险法第17条规定的免责事项说明义务仅适用于保险合同约定的免责事项，而不适用法定条款的法定免责事项。因此，不能简单的将交强险条款认为是保险法所规定的格式条款。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裁判文书引用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审判机关应当对保监会有关规范性文件作出合法有效的认定，并作为裁判说理的依据。
　　六、对道交法与交强险条例的司法适用原则
　　交强险条例相对于道交法虽然是下位法，但交强险条例是道交法授权国务院制定的具体办法，属于特别法，按照特别法优先适用的司法适用原则，应当首先适用交强险条例的具体规范。道交法作为上位法，是通过其中的授权条款将其责任限额这一原则性规范在交强险条例中进行了具体规定。如果以道交法中的责任限额的原则性表述认为就是不区分有责与无责的责任限额总额，等于否定了交强险条例中的区分有责与无责的分项责任限额的文本含义。在司法裁判和行政执法中，在原则规范与具体规范不存在冲突或具体规范不存在缺失的情况下，直接从上位法原则性规范中确定赔偿责任限额含义的做法，属于随意扩大解释，违背了法律适用应当首先寻找具体法律调整规范的原则。对于交强险法律制度来说，立法者之所以在道交法中有原则性规定，又授权行政立法制定具体办法，是因为交强险所调整社会领域的性质所决定的，对于交强险这一新型的强制保险业务，应有行政法规来规制其具体的运作。因此，应当从交强险条例中全面解读交强险法律制度，了解保监会监督管理职能和保监会所发布规范性文件的效力。综上，交强险业务的投保、赔偿和监督管理应当适用交强险条例。保监会依据授权对交强险业务实施监督管理，依法制定有关规范性文件是履行监督管理职责的实际需要，也是交强险法律制度的组成部分。
　　七、对最高法有关批复的理解问题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办理一起关于交强险合同纠纷的再审案件时，审委会对交强险条例第22条的理解和适用产生分歧。一种意见认为，对第22条第2款中的“财产损失”只应作限制性理解，即“财产损失”是指因发生交通事故致使车物等财产损毁而造成的损失，也就是狭义的财产损失，故不能免除保险公司对其他人身伤亡损失的赔偿责任；另一种意见认为，对第22条第2款中的“财产损失”应作广义理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 “因生命、健康、身体遭受侵害，赔偿权利人起诉请求赔偿义务人赔偿财产损失和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的规定，“财产损失”系指与精神损害相对应的广义上的财产损失，因此，交强险条例第22条的免赔范围包括因人身伤亡产生的各项经济损失，如伤残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针对该重大分歧，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专门请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后作出了同意上述第二种意见的答复（〔2009〕民立他字第4号）。该批复确认了交强险条例第22条责任限额对应的是抢救费用，即医疗费用限额。因此，该批复是遵守了交强险条例第23条分项赔偿责任限额的规定。
　　此外，对于保险公司在抢救阶段与诉讼阶段的责任性质问题，有的以最高法主张在被盗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后，受害人可以将保险公司作为被告，要求其在赔偿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的观点为据，认为最高法是将交强险条例第22条保险公司的垫付责任变成了赔偿责任，是对交强险条例规定的突破。这是对交强险条例第22条和最高法主张的误读。在抢救阶段，要求保险公司支付与垫付抢救费用，是因为抢救生命的特殊情形和事故责任尚未依法认定所决定的，而且保险公司支付或垫付抢救费用的抢救对象，是参加交强险、享受保险责任的受害人，并且抢救费用的支付或垫付以医疗费用限额为限，而且保险公司支付或垫付抢救费用后，一旦确定交通事故责任，保险公司有权向交通事故责任人追偿。而在诉讼阶段，不存在或已经脱离了抢救生命的紧急状态，事故责任已经明确，保险公司的诉讼主体资格就是被告，只要符合保险责任的范围，保险公司承担的就是赔偿责任。因此，不可把保险公司在抢救期间与诉讼期间的责任性质混为一谈。


东营市人大内司委　　商平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下称《行政诉讼法》）是我国行政法制建设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也是公民合法权益的一道重要保障线。这部法律出台后已施行21年，至今未进行过修改，但由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出台过一系列司法解释（包括“解释九十八条”、“证据八十条”、3个涉外行政诉讼解释、关于协调和解的意见、管辖规定、撤诉规定、适用法律规范纪要、信息公开案件规定等），来辅助其具体实施，这使得我国的行政诉讼法律规范体系从无到有、由少到多、由小到大，逐渐得到丰富和具体适用，对于依法解决行政争议，保护公民合法权益，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大力建设法治政府，发挥了特殊的积极作用。

　　经过21年的司法实践，这部法律的诸多缺陷已显露出来。如何顺应时代发展要求、符合现实国情地修改《行政诉讼法》，通过行政审判制度、机制和方法创新，推动我国行政法治发展和法治政府建设，已成为紧迫的社会需求。党的十七大政治报告指出：要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规范司法行为，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保证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在2011年3月正式宣布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后，“修旧法”的任务与“立新法”的任务并重，三大诉讼法都纳入了修法计划，《行政诉讼法》的立法调研工作已经启动，人们对此寄予了很高的期望。

　　尽管司法实践早已表明我国《行政诉讼法》亟需进行修改，但其出路是什么？宜作大改、中改还是小改？修改过程中应遵循什么原则？主要从哪些方面着手修改？这些问题都亟需系统地作出回答。

　　面对如此重大的现实课题和系统工程，总结《行政诉讼法》多年施行的经验教训，结合行政法治发展的客观要求，笔者以为该法的立法精神和基本框架现在仍然可行，无须根本否定；但部分内容已不适应行政法治发展的要求，亟需加以修改补充。简言之，把那些已看清楚问题症结所在并就解决思路形成共识的内容（包括通过司法解释已在行政诉讼实践中尝试得到检验的内容）加以调整修改补充，其他内容暂不改动，也即采用适度修改的中改方案，可能是比较适宜的。在修法过程中，应当注重研究解决如下制度创新与改进的课题：

　　一、贯彻优先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原则

　　《行政诉讼法》第一章第一条开宗明义地规定：“为保证人民法院正确、及时审理行政案件，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根据宪法制定本法。”这里的表述顺序是行政诉讼立法的直接目的、终极目的、间接目的、立法依据。我认为，有必要对行政诉讼立法目的之内容和表述顺序进行调整完善，在《行政诉讼法》第一条按照行政诉讼立法的终极目的、间接目的、直接目的、立法依据之顺序进行表达。故建议将《行政诉讼法》第一条修改为“为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保证人民法院正确及时审理行政案件，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将行政诉讼立法的终极目的也即首要目的“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在法律文本开篇就鲜明地提出来，表现出本法的基本品格，有助于统领整个法律文本的体系建构和内容安排。

　　二、应扩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行政诉讼法》关于“受案范围”的规定存在明显不足：一是受案范围过窄，只限于“具体行政行为”；二是《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列举的八类具体行政行为的分类标准不统一，从立法技术上讲存在瑕疵；三是“肯定列举”的叙述模式不利于保护公民合法权益。因此，笔者认为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须要扩大，有必要通过明确赋予诉权并简化诉由的方式来扩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适宜采用概括式肯定规定加上列举式否定规定，再把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审查范围，并根据检察监督原则增加公益行政诉讼，这样的受案范围更能体现出司法权与行政权的新型关系，能够加大对公民合法权益的保护力度。具体来说，建议在《行政诉讼法》中明确规定：“公民有权就行政争议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行政争议是指公民与行政机关之间产生的需要通过法律调整的争议。”“公民就行政争议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上述规定的要点在于：首先，以“行政争议”代替“具体行政行为”作为界定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基准；其次，以“肯定概括加否定列举”模式代替“肯定列举加否定列举”模式，来叙述受案范围；第三，实际上将规章以下的行政规范性文件也纳入了行政诉讼的附带审查范围。作此修改的主要理由在于：

　　其一，《宪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这是我国公民具有行政诉权的宪法依据。《宪法》第一百二十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这可看作是人民法院受理行政诉讼案件、行使行政审判权的宪法依据。《行政诉讼法》作此修改的设计意图，主要是从公民诉讼权利和法院的司法审判权力两个方面，以及从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的角度，来审视和建构行政诉讼制度。

　　其二，具体行政行为，行政行为，行政争议，这些概念中哪一个能够更好地与行政诉讼范围相衔接呢？对此，法学界和法律实务界一直在进行探讨。众所周知，《行政诉讼法》以“具体行政行为”作为界定受案范围的基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以“对行政行为不服”概括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没有使用“具体”二字；而“具体行政行为”也好、“行政行为”也好，实际上最终都是因为引起了行政争议而被起诉到法院。鉴于行政争议的提法具有更大的包容性，而且在着力保障公民权利和扩大行政诉讼范围这一点上现已达成较多共识，故以“行政争议”作为界定受案范围的基准能更好地与现有法律话语系统衔接，在《行政诉讼法》第一章总则中对此共识予以认同并加以规定是必要的。此项修改的设计理念在于确立一种以行政争议为中心、以公民的诉权和法院的审判权为重点的起诉－受理（审理）模式，有利于实现三者之间（指公民与法院、公民与行政机关、行政机关与法院之间）诉讼法律关系的合理安排。这就有利于保证受到行政行为侵害的公民合法权益获得有效救济，同时促进依法行政。

　　其三，《行政诉讼法》以“肯定列举”模式来叙述受案范围，不利于最大限度地保护相对人权益；而且，这种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列举不可能穷尽，分类标准不一致，容易在法律实践中导致交叉和混乱。而以“肯定概括”模式来叙述受案范围，较有弹性，在必要时能够最大限度扩大受案范围，保护公民合法权益。

　　三、应扩大行政诉讼参加人范围

　　从多年的实践效果看，《行政诉讼法》关于诉讼参加人的规定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主要表现为：行政诉讼原告的范围狭窄，资格的确立规则不明确；未规定行政公益诉讼，在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受到损害、又无行政相对人起诉的情况下，不能有效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行政诉讼第三人的确立规则不明确，第三人的范围比较狭窄；未建构诉讼代表人制度，在当事人众多的情况下不利于诉讼的顺利进行等等。故亟需进一步明确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确立规则和范围，建构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明确行政公益诉讼原告的范围，明确行政诉讼第三人的确立规则并扩展其范围，规定行政诉讼代表人制度及其具体内容。

　　建议在《行政诉讼法》中明确规定：“认为行政行为侵害其权益或对其造成不利影响的公民有权提起行政诉讼。但是，公益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不受上述规定的限制。”“人民检察院认为行政行为侵害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可以提起公益行政诉讼。在人民检察院不提起公益行政诉讼的情况下，公民认为行政行为侵害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可以提起公益行政诉讼。”“同提起诉讼的行政行为或者诉讼结果有利害关系的其他公民可以作为第三人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参加诉讼。”作此修改的理由在于：

　　其一，行政诉讼的原告首先应当包括行政行为的相对人，提起行政诉讼的事由既包括行政行为对相对人的权益直接造成侵害，也包括非直接造成侵害（即行政行为对行政相对人的权益带来了不利影响），同时应包括《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对该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其二，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行为时有可能对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造成损害，但有时并无直接、具体的相对人因为受到伤害提起诉讼。在此情形下，为更好地保障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有必要规定公益行政诉讼。公益行政诉讼制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确定原告范围。当今许多国家都建立了公益行政诉讼制度，有必要对国外公益诉讼的原告范围加以考察借鉴。在英国，法律对于公益的司法救济相对来说比较保守，但在当事人起诉资格自由化方面也有了一些发展，总体而言行政法上的救济手段是朝着统一和宽泛的起诉资格方向发展（例如检察总长为了公共利益可以主动请求司法审查，在私人没有起诉资格时还可以帮助私人申请司法审查，作为居民利益代表的地方政府为了保护本地区的居民利益也有资格申请司法审查）。在美国，通过司法判例的方式不断降低原告资格要求，自然人、法人、社会组织和政府机关都可以提起公益行政诉讼。在日本，规定了类似于公益行政诉讼的民众诉讼，对于原告的资格要求也很宽泛。[1]我国在建构公益行政诉讼制度时，对于原告资格当下宜作适度限制。众所周知，在国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受到损害时，往往也会直接或间接地对公民带来程度不等的不利影响，如果赋予其提起公益行政诉讼资格，会有利于国家利益或公共利益的保护。但由于多种原因，公民在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受到损害时有可能不敢、不愿、不会提起公益行政诉讼；这时，首先由检察机关出于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职责提起公益行政诉讼，这是必要的、适当的、高效的。当然，从操作实务考虑，有必要将公益行政诉讼的提起主体分为两个序列，由检察机关作为第一顺序，其他提起主体作为第二顺序。也即在人民检察院由于某些主客观原因不提起公益行政诉讼的情况下，公民认为行政行为侵害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可由其提起公益行政诉讼。

　　其三，《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七条规定的第三人的基本要件是：“同提起诉讼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从比较法的视角来考量，其他国家和地区（如法国、德国、奥地利、日本、我国台湾地区）关于行政诉讼第三人的规定虽然不同（例如称谓、种类及相关法律条文表达有所差异），但行政诉讼第三人的范围大同小异，往往不仅包括与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还包括与诉讼结果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而且，所谓“与诉讼结果有利害关系”，并不能完全为“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这一概念所包容。例如以民事法律关系为中介的第三人，很大一部分是与诉讼结果有利害关系。因此在第三人的确立规则中应该增加“与诉讼结果有利害关系的其他公民”。

　　四、应扩大行政诉讼救济范围

　　从各国行政诉讼制度实践来看，行政诉讼救济范围是逐渐扩展的。影响这一进程的因素很多，例如一个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发展，司法资源的增加，诉讼理念的演进，等等。从我国的司法实践来看，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进一步扩大行政诉讼救济的范围，除了违法侵权责任以外，将行政合同违约责任、行政指导过错责任、公共营造物致损责任以及补偿责任等等纳入救济范围，已是客观要求。故笔者就此提出如下建议和意见：

　　1．建议在《行政诉讼法》中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职权过程中因违法或者过错对公民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行政机关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的违约行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或参照民法相关规定承担责任。行政机关实施行政指导的过程中由于故意或重大过失对公民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责任。行政机关的合法行政行为对公民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补偿责任。公民单独就损害赔偿、补偿提出请求应当先由行政机关解决，对行政机关的处理不服或行政机关逾期不予答复的，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作此修改的理由是：其一，在我国《民事诉讼法》的条文中，没有对赔偿责任进行规定，其原因在于《民法通则》第六章“民事责任”中已经对民事赔偿责任的有关问题作出了规定；而相比之下，却没有与《行政诉讼法》相配套的统一的行政实体法，因此在《行政诉讼法》中对赔偿责任进行统一规范是必要的。其二，赔偿责任的理由不应仅限于侵权，还应包括违约、过错、风险等。随着现代行政行为方式的多元化，行政合同、行政指导已成为广泛运用的广义行政行为，行政实务中频频出现的行政合同违约、行政指导致损等现象，却往往由于法律规定的欠缺而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济。本条的主要设计思想是将行政合同违约的赔偿责任和行政指导致损的过错责任包容进来，使行政合同行为、行政指导行为规范地成为《行政诉讼法》的调整对象。其三，建议将行政补偿也纳入《行政诉讼法》。具体理由在于：（1）行政权力的行使有合法与违法两种情形，由于行政权力本身具有强制性和危险性，即使是合法行使也存在对公民个人造成伤害的危险，故有必要将行政补偿制度纳入《行政诉讼法》。补偿的理论基础为“公平负担原则”，补偿制度的基本功能在于调整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或团体利益、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的关系。而我国在立法上已对此作出了一定的回应。[2]（2）行政补偿与行政赔偿有如下共同点：第一，都是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第二，都是行政权的行使造成的结果；第三，都是对受损合法权益的弥补方式；第四，弥补损失都可以采用金钱给付方式。基于以上共同点，在《行政诉讼法》中规定行政补偿适用行政赔偿的程序是可行的。相应地，行政机关承担责任的归责原则也需作补充，即建立以违法或过错责任为主、无过错责任或补偿责任为辅的多元归责体系。过错主要针对形式合法但实质不合理的行政行为；无过错责任原则是针对公共营造物设置管理不当而承担的赔偿责任。（3）适时地将行政补偿制度纳入《行政诉讼法》，有助于完善我国行政救济法律体系。

　　3．建议在《行政诉讼法》的执行一章中明确规定：“各级政府设立与行政诉讼相配套的国家专项赔偿准备金，由各级财政直接统一管理。人民法院作出的有支付内容的判决生效后，同时签发支付令。胜诉的当事人持判决书和支付令到被告所属一级政府的国家专项赔偿准备金指定代管银行领取赔偿金。财政经费管理机关从被告行政机关下一年度财政拨款中直接扣减。”

　　作此修改补充的理由是：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赔偿制度架构不尽合理而造成赔偿渠道不顺畅，导致每年大量的行政赔偿金闲置未用，而胜诉的行政相对人却得不到及时赔偿，其权利最终得不到实际救济，形成“司法白条”，大大伤害了公民对法律的信仰，严重影响到有关国家机关的信用和权威。建立法院支付令制度，完善国家专项赔偿金制度，有助于提高我国行政赔偿、补偿制度的有效性、权威性。该法条创设的救济机制，主要特点在于直接性和通畅性。这种直接模式有利于避开行政机关的阻力，克服执行生效裁判文书需另行立案才能执行这一严重浪费司法资源、造成巨大社会成本的不合理现象，与其他方案相比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法院支付令的制度设计可参考英国的特权令（prerogative orders）之一的执行令（mandamus）制度。[3]正因为如此，现在有必要通过建立健全我国法院支付令制度和赔偿准备金制度，更有效地保障公民合法权益

　　五、行政诉讼立法应兼顾公平与效率

　　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是公法制度和公法学的一个永恒话题，也是行政诉讼法制实践和《行政诉讼法》修改工作中的一个难题。笔者认为，在逐渐形成共识的几个程序性制度环节，应果断决策、积极创新，努力协调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更有效地保护公民合法权益。例如，诉讼期间原则上停止所争议行政行为的执行，一部分案件适用调解方式和简易程序，等等。具体的修改建议和意见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