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海市首席技师选拔管理办法
山东省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威政办发 〔2005〕37号
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威海市首席技师选拔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市、区人民政府，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单位：
《威海市首席技师选拔管理办法》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望认真贯彻执行。
二○○五年五月十八日
威海市首席技师选拔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快全市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高技能人才的整体素质和社会地位，优化高技能人才成长的社会环境，调动广大技能劳动者的积极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共山东省委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鲁发〔2004〕28号）、《山东省首席技师选拔管理办法》（鲁政办发〔2004〕107号）和市委、市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若干意见》（威发〔2004〕14号）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威海市首席技师（以下简称市首席技师），是指工人队伍中具有高超技能水平、良好职业道德、丰富实践经验、贡献比较突出，在全市本行业、领域中影响带动作用大、得到业内广泛认可的高技能人才。
第三条 市首席技师选拔坚持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充分考虑技术技能型、知识技能型、复合技能型高技能人才的不同特点和行业分布，重点从我市国民经济发展支柱产业和优势产业相关企业中选拔产生。各市区、开发区和企业可建立自己的选拔首席技师制度。
第四条 市首席技师每年选拔15人左右，管理期限为3年。管理期满后，符合条件的可继续参与推荐选拔，不受次数、年龄的限制。
第五条 市首席技师选拔管理工作由威海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领导。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协调市劳动保障局、人事局、经贸委、外经贸局、国资委、总工会等部门组成威海市首席技师选拔管理工作办公室（设在市劳动保障局），负责具体实施工作。
第二章 选拔范围和条件
第六条 市首席技师选拔范围为全市各级各类所有制经济、社会组织中，具有技师以上职业资格、在一线岗位上直接从事技能工作的人员。符合条件的自由职业者也可列入选拔范围。
第七条 市首席技师的选拔条件：
（一）热爱祖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遵纪守法，爱岗敬业，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为所在单位和社会做出了突出贡献，在同行中享有很高声誉。
（二）个人职业技能在省内同行业中处于领先、市内同行业中处于拔尖水平。获得“中华技能大奖”、“全国技术能手”、“省有突出贡献技师”、“山东省技术能手”等称号，或者获“威海市有突出贡献技师”称号满2年者。
（三）刻苦钻研技术，具有绝招绝技。创造了在同行业中公认的先进操作法，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创造了同行业最高生产、销售记录。
（四）在技术上有重大发明创造或重大技术革新，并取得重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企业技术改造、引进高新技术设备的消化、使用中，掌握关键技术，解决关键技术难题；能够排除重大关键技术障碍、重大安全隐患，消除质量通病，对提升产品质量有突出贡献。
（五）在编制国家级标准工艺、工作方法方面有突出贡献。
（六）发扬团队精神，传绝技，带高徒。所带徒弟多人成为企业技能骨干、在各类技能竞赛中取得优异成绩。
第三章 选拔方法和程序
第八条 市首席技师推荐人选，一般由各市区、开发区从本市区（开发区）有突出贡献的技师或各类竞赛成绩优异者中推荐，市属大中企业或中央、省属企业从本企业首席技师中推荐，经公示后上报市首席技师选拔管理工作办公室。
推荐申报市首席技师需呈报以下材料：
（一）《威海市首席技师申报表》；
（二）1000字左右的事迹材料；
（三）申报人职业资格证书、主要技术成果、获奖情况等证明材料。
第九条 市首席技师选拔管理工作办公室对各市区、开发区和各企业报送的人选进行初步审核，组织有关专家成立威海市首席技师评审委员会，对人选进行综合评审，并组织进行现场技能考查，提出人选名单，提交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审定。
第十条 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研究确定市首席技师名单，经公示后报市政府命名，并颁发证书。
第四章 待 遇
第十一条 市首席技师在第一个管理期内，每人每月发给市政府津贴500元。连续第二次、第三次选拔为市首席技师的，每月市政府津贴分别为700元、1000元。连续三次以上的，市政府津贴不再增加。同时获“省首席技师”、“市有突出贡献技师”称号者，不重复享受政府津贴。管理期满未连续选拔的，再次获推荐选拔的市首席技师，按第一个管理期发给市政府津贴。
第十二条 市首席技师名单纳入威海市高层次人才库，市里每年组织部分首席技师参加培训、考察、咨询、休假等活动。
第十三条 各市区、开发区每年组织对高层次人才进行健康查体时，安排市首席技师参加；所在企业和单位每年安排市首席技师一定期限的带薪休假。
第五章 管 理
第十四条 充分发挥市首席技师在企业、公共建设领域中生产、技术创新和企业管理中的积极作用。
（一）有关部门组织首席技师承担公共建设、企业技术革新、技术攻关任务，推广新技术、新工艺和先进操作法，承担“名师带徒”，进行人才培养。
（二）在不同行业选择建立“首席技师工作站”，组织市首席技师承担社会服务任务，参与重大生产建设项目咨询、重大技术联合攻关，开展同行业技能交流和绝招、绝技展示等活动。
（三）市首席技师在申报科研项目、新技术推广开发应用、技术革新时，有关部门和所在单位要优先予以经费和其他方面的支持。
第十五条 对市首席技师实行动态管理。
（一）市首席技师选拔管理办公室建立市首席技师档案，对市首席技师实行年度考核评估制度。
（二）管理期内不再从事技能或技术岗位工作的，或调往市外的，不再享受有关待遇。在管理期内有违法违纪行为或重大过失者，由市首席技师选拔管理工作办公室报经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和市政府批准，取消其称号，停止相应待遇。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
浅 议 恶 法 亦 法
恶法亦法”的形式逻辑结构是“坏人也是人”，然而这不过是对论题望文生义的理解,没有多大意义。“恶法亦法”与“恶法非法”之争的真正意义在于：执法者是否应当执行恶法，守法者是否应当遵守恶法？
什么是恶法？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先解决什么是法？关于什么是法，古今中外的法学家可谓众说纷纭、各有千秋，我国的理论认为，法是调节人们行为的规范、法由国家制定或认可、法规定了人们的权利、义务和权力、法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1]。
所谓恶法，指的是邪恶的法律，并非不科学或有毛病的法律。首先应当将恶法之治与人治区分开来。恶法也是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一条、一组、一部法律或整个法律制度。恶法必须表现为国家力求执行的规则，换句话说，恶法也要求在该法域“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没有表现为规则的政策、指示、命令，或者制定给外国人看而并不打算严格执行的“法律”，例如某些国家反腐败的法律，是不配称为恶法的。其次还必须把恶法与不科学或有毛病的法律区别开来。一个人可能有许多毛病，可能很愚蠢，但并不见得是一个恶人。任何法律都有毛病，要求法律没有毛病无异于放弃法治。
恶法亦法最早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的“守法即正义”的思想，他认为：服从法律可以感谢国家赐予的恩惠，有利于提高城邦成员的道德水平和正义意识，因而服从法律是公民的天职、责任和义务。并且他自己就以自己的行为履行了服从法律的义务，据柏拉图《申辩篇》记载，苏格拉底拒绝朋友们为他安排好的越狱计划，可以逃走而不逃走。在生命的最后一个月的时间里，他视死如归，最后平静地饮下了毒酒，实践了他的政治和法律信仰[2]。 真正提出“恶法亦法”这一论断的人是分析法学派的奥斯丁，他严格区分了法律和道德，认为法理学的任务是研究法律，而不管它的道德上的善与恶[3] 。
判断一个法是善法还是恶法，存在两大问题：（1）判断的标准具有不确定性，该以什么作为判断标准可以说是自古以来就是有争议的问题。（2）判断的主体是谁的问题，实质上，即谁有权作出这种判断的问题。任何法都不是天生就有的，而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有其产生、发展和变迁的原因和过程，也就是说，任何法，哪怕是恶法，都肯定保护了一些人的利益，得到一些人的支持，而且这些人多半是统治阶级，掌握国家政权。这些人会愿意说这些所谓的“恶法”是恶法吗？
关于判断是否恶法的标准是什么？有人提出三个标准：（1）是否多数人意志的体现，（2）是否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3）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
我个人的看法，多数人的意志，多数人的利益均不能作为判断是否恶法的标准，否则发生了世界性影响的古罗马法就会被归入恶法之列，因为它显然没有体现妇女、家子和奴隶的意志，也没有保护这些人的平等权益。同时现代社会那些歧视少数民族的法律却可能因为它们反映了多数人的意志和利益而被归入良法之列。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同样不能作为判断法律良恶的标准，否则希特勒的告密法和斯大林的古拉格群岛压迫法都成了良法，因为希特勒领导德国走出了经济危机，古拉格群岛则把本来是国家财政包袱的监狱变成了生产场所。以时代精神作为判断法律良恶的标准，则可能导致把不科学的法律归入恶法之列，使法律像流行服饰一样朝令夕改。
判断法律的良恶只能有一个标准，这就是当时当地人的一般道德观念。凡当时当地的一般道德观念认为是剥夺个人基本权利或者显失公平的法律，就是恶法。这里所谓一般道德观念是因时因地而不同的，例如奴隶制基础上的罗马法，按照现在的道德观念不管它的立法技术有多么优越，都是恶法。但是在罗马法生效的时间和地域中，却不妨假设它是良法，因为当时当地的大多数妇女、家子和奴隶可能认为他们的无权是理所当然的，并没有显失公平到残暴或令人不能容忍的程度。在目前世界政治、经济和法律一体化已经大势所趋的情况下，一般道德观念的当地性仍应得到承认；其理论根据决不是什么“内政不容干涉”，而是“被统治者的同意”。正是“被统治者的同意”构成了公民守法的道德基础，这种同意可以是直接的、间接的或者默认的。作为评价法律良恶的标准的一般道德观念之所以必须用“当地性”来限定，就是因为只有当地人才是真正的“被统治者”。自然会有人提出，不同阶级、阶层甚至不同职业、性别、年龄的人有不同的道德标准。一般而言这种说法是不错的。但同时同地的人不可能没有一些共同的道德观念，正是这些共同的道德观念，如贼无死罪、欠债要还等，构成了判断法律良恶的标准。
事实上谁也不会主张恶法多多益善、恶法万岁，同时谁也不会主张任何人有根据一己之好恶反抗法律的权利。真正的分歧在于：是用修改法律的立法手段尽快结束恶法的效力；还是用不执行、不遵守的办法直接抗拒恶法。恶法亦法论认为修改法律是唯一可用的手段；而恶法非法论认为立法修改以前也不应执行，不应遵守，一天也不能让恶法生效。前者强调秩序的价值，强调执法、守法习惯的养成；后者强调正义的价值，强调个人的基本权利不可侵犯。我认为，秩序和正义都是人类生存不可缺少的价值，守法执法习惯的养成和个人基本权利的保护都是法治所追求的极端重要的目标，我们不应当在二者中间进行鱼和熊掌的择决，而应当尽量将二者调和起来，恶法亦法与恶法非法之争，与规则治理和自由裁量之争一样，将是法学争鸣中一个永恒的论题。
二战结束后，在联邦德国，曾有这样一个著名的合法的道德恶行案件：被告原是一位德国军官的妻子。1944年，她为了脱离其丈夫，向纳粹当局密告其夫曾发表诋毁希特勒和政治当局的言论。结果，根据1934年纳粹政权的一项法令，其夫被判处死刑。1949年，这位妇女在联邦德国法院被指控犯有1871年《德国刑法典》规定的非法剥夺他人自由的罪行。这位妇女辩解说，她向当局告发其夫的行为是依法进行的，她并没有犯罪。她的丈夫是根据当时的法令被判处刑罚的。但联邦德国的法院坚持认为，被告所依据的法令，由于违反了基本的道德原则，因而是无效的。另外，被告并不是心怀义务去告发，而纯粹是出于个人的卑鄙的目的，因此，被告的行为违反了一切正直的人良知和正义感。最后，法院以这些论点为理由判处被告徒刑[4]。对此，新自然法学派的富勒认为，当时西德的司法部门的确处于一个极为复杂的困境：一方面，它不能简单地宣告纳粹政府的一切法律和判决都是非法的、无效的，这样将造成长达十二年的法律上的脱节。另一方面，它又不能将纳粹政府在法律名义下所作的每一个邪恶行为的后果都归之于新政府，以致后者永远遭受玷污。他的结论是：不符合法律的内在道德的法律，就不能称之为法律[5]。
究竟恶法应不应当遵守和执行？解决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先回答另一个问题：个人为什么必须遵守国家的法律？仅仅因为强制吗？一个仅靠强制维持的法律能长命吗？我们有义务遵守黑社会的规矩以防其惩罚吗？我们遵守法律，其实不过是因为我们愿意遵守，至少是愿意忍受。这就是“被统治者的同意”理论。在当代世界，“同意”理论要求法律由民选的立法机关制定并不得与作为人民意志的宪法相冲突，要求赋予个人以互通声息形成多数从而撤销有效法律的权利，这就要求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
对恶法的直接反抗，包括消极地不执行、不遵守恶法，也包括积极地以和平手段（包括游行、罢工、罢市、罢课、绝食等）或革命的手段反抗恶法，对恶法的批评如果不与直接的反抗相结合，实际上意味着对恶法效力的承认。批评的对象不但可以是恶法，也可以是人治、有毛病的法甚至良法。批评是个人（包括执法者）固有的权利，禁止或限制对法律的批评是政治黑暗和整个法律制度邪恶的证据。因为这样做实际上堵塞了以和平手段修改或撤销恶法的可能。
恶法亦法论者如果不是存心为邪恶辩护，就不应该反对对恶法的批评，为了不冒以腐败的执法者的专横代替恶法统治的危险恶法非法论的真正意义在于：它为遭受恶法损害的人尤其是为了不得已反抗恶法而遭受损害的人，在恶法修改或撤销后得到补救提供了一个充分的理由。这种补救包括恢复名誉，但更重要的是金钱赔偿。
作者：余秀才(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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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沈宗灵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法理学》，2001年12月第五次印刷，第29-30页。
[2] 北京大学出版社《西方法律思想史》2002年2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第21页。
[3]北京大学出版社《西方法律思想史》2002年2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第236页。
[4] 北京大学出版社《西方法律思想史》2002年2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第304页。
[5]北京大学出版社《西方法律思想史》2002年2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第30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