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浙江省海域使用金征收管理办法的通知
浙江省人民政府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浙江省海域使用金征收管理办法的通知
浙政发〔2009〕8号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现将《浙江省海域使用金征收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二○○九年二月一日
（此件公开发布）
浙江省海域使用金征收管理办法
第一条为贯彻实施海域有偿使用制度，规范全省海域使用金的征收、使用和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浙江省海域使用管理办法》（省政府令第221号）和财政部、国家海洋局《关于加强海域使用金征收管理的通知》（财综〔2007〕10号）、《关于海域使用金减免管理等有关事项的通知》（财综〔2008〕71号）等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省管辖海域持续使用特定海域3个月以上的排他性用海活动，以及使用特定海域不足3个月的排他性临时用海活动，必须按本办法规定缴纳海域使用金。
第三条海域使用金包括海域出让金、海域转让金和海域租金。
海域出让金指国家将海域使用权在一定时限内让与使用者，按规定向使用者收取的海域使用出让价款。
海域转让金指海域使用权人在批准的海域使用年限内，转让其通过有偿方式取得的海域使用权（含海域设施一并转让）时，就其所取得的海域增值额按规定比例向国家缴纳的转让增值部分价款。海域增值额是指海域转让价款扣除转让人受让海域时支付的全部价款和该海域设施重置费后的余额。转让海域的价值和海域设施重置费，需经有资质的资产评估机构评估确定。
海域租金指海域使用权人在批准的海域使用年限内，出租其通过有偿方式取得的海域使用权时，就其所取得的租金收入按规定比例向国家缴纳的出租收入部分价款。
第四条财政部门是海域使用金的征收管理机关，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是海域使用金的征收机关。
海域使用金由批准用海的地方人民政府海洋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征收。
在本省人民政府管理的海域内，跨海域行政区域或海域行政界线有争议的用海项目，其海域使用金由上一级海洋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征收。
第五条各级海洋行政主管部门要严格按照用海类型、海域等别、征收标准征收海域使用金（详见附件）。
若国家调整海域等别和海域使用金征收标准的，另作规定。
第六条下列用海，经依法批准免缴海域使用金：
（一）军事用海；
（二）用于政府行政管理目的的公务船舶专用码头用海，包括公安（边防）、海关、交通（港航）、海事、海监、出入境检验检疫、环境监测、渔政、渔监等公务船舶专用码头用海；
（三）航道、避风（避难）锚地、航标、由政府还贷的跨海桥梁及海底隧道等非经营性交通基础设施用海；
（四）教学、科研、防灾减灾、海难搜救打捞、渔港等非经营性公益事业用海。
第七条下列用海，经批准可在一定期限内减缴或免缴海域使用金：
（一）除避风（避难）以外的其他锚地、出入海通道等公用设施用海；
（二）国务院审批或核准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用海；
（三）遭受自然灾害或者意外事故，经核实经济损失达正常收益60％以上的养殖用海；
（四）渔民个人或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的养殖用海。
第八条除国务院审批的项目用海海域使用金和养殖用海海域使用金外，海域使用权人在使用海域期间，符合上述第六条、第七条规定要求减缴或免缴海域使用金的，由海域使用权人提出书面申请，经用海项目所在地财政和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后，报省财政和省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其中，申请减免应上缴中央国库部分的海域使用金，由省财政和省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后，联合报财政部和国家海洋局审批。任何地区、部门和单位都不得以“招商引资”等名义违规越权减免海域使用金。
海域使用权人申请减免国务院审批的项目用海应缴的海域使用金，其中：应缴中央国库的海域使用金，向财政部和国家海洋局提出书面减免申请；应缴地方国库的海域使用金，向当地财政和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提出书面减免申请，经项目所在地财政和海洋行政主管部门逐级审核后，报省财政和省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批准。
养殖用海海域使用金的减免由审批项目用海的地方人民政府财政和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批准。
除经批准减缴或免缴的养殖用海外，其他经批准减缴或免缴海域使用金的项目用海，如需转让或者出租海域使用权的，应当报经原批准用海的人民政府批准，并按本办法规定标准补缴减免部分的海域使用金。
申请人应当在收到《海域使用金缴款通知书》之日起30日内，提出减免海域使用金的书面申请，逾期一律不予受理。
第九条按年度缴纳海域使用金的用海项目，转让人转让海域使用权时，受让人应当缴纳剩余使用年限的海域使用金；抵押人抵押海域使用权时，应当一次性缴纳抵押期限内的海域使用金。
第十条招标、拍卖或者挂牌出让海域使用权的，应当按招标、拍卖或者挂牌出让成交价款征收海域使用金。招标标底、拍卖或者挂牌出让底价不得低于按照用海类型、海域等别、相应的海域使用金征收标准、海域使用面积以及使用年限计算的海域使用金金额。
第十一条海域使用金从海域使用申请人被批准取得海域使用权时开始计征。对填海造地、非透水构筑物、跨海桥梁和海底隧道等项目用海实行一次性计征海域使用金。对其他项目用海按照使用年限逐年计征海域使用金。使用海域不超过6个月的，按年征收标准的50%一次性计征海域使用金;超过6个月不超过1年的，按年征收标准一次性计征海域使用金。经营性临时用海按年征收标准的25%一次性计征海域使用金。
海域使用金征收标准调整时，按年度缴纳海域使用金的，按调整后标准缴纳。已经缴纳当年海域使用金和一次性缴纳海域使用金的，差额部分不实行退补。
经批准改变用海类型的，自批准之日起按变更后的海域使用金征收标准缴纳；批准前海域使用金已一次性缴纳的，不足部分应当补缴差额。
第十二条海洋行政主管部门确认海域使用金缴款凭证或减免批复文件后，方能办理海域使用权登记，核发《海域使用权证书》。
第十三条海域使用金实行先缴后分、就地全额缴库方式缴纳。
（一）省人民政府管理海域以外以及跨省管理海域的项目用海缴纳的海域使用金，由国家海洋局负责征收，就地全额缴入中央国库。
（二）养殖用海缴纳的海域使用金，由审批项目用海的地方人民政府海洋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征收，就地全额缴入同级地方国库，中央和省不再参与分成。其中：国家、省级、县级人民政府审批的养殖用海项目海域使用金，全额缴入项目所在地的县级地方国库；市级人民政府审批的养殖用海项目海域使用金，按市级10%、县级90%的比例就地缴入地方国库。
（三）高涂围垦养殖用海缴纳的海域使用金由省海洋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征收，并按照省级40％、市级10％、县级50％的比例就地缴入国库。
（四）除上述以外的其他项目用海缴纳的海域使用金，按项目用海批准权限由同级地方人民政府海洋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征收，并按照中央30％、省级10％、市级10％、县级50％的比例就地缴入国库。
第十四条宁波市本级及所属县（市、区）由省人民政府审批的用海项目，其海域使用金由省海洋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征收。
（一）高涂围垦养殖用海项目的海域使用金上缴省的比例为40％。
（二）其他由省审批用海项目的海域使用金上缴省的比例为10％。
缴省部分海域使用金由省财政与宁波市财政通过年终结算，由省财政部门会同省海洋行政主管部门以项目形式予以安排。
宁波市本级及所属市县之间的分成比例由宁波市自行确定。其他按财政部、国家海洋局《关于加强海域使用金征收管理的通知》（财综〔2007〕10号）规定执行。
第十五条海域使用金纳入财政预算，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要体现缴款便利、分成准确、清算及时的原则，切实提高海域使用金的征管效率，减轻项目开发建设成本。
第十六条取消按照海域使用金征收数额的一定比例核拨或提取海域使用金征管业务费的规定。海域使用金征管业务费及招标、拍卖所需相关费用，一律通过预算从海域使用金收入中予以保障，专项用于相关人员的业务培训、政策宣传、招标、拍卖以及与征管工作相关的其他业务支出。
第十七条海域使用金按照“取之于海、用之于海”的原则，主要用于海洋保护、管理、开发等相关的各项支出。
第十八条各市、县（市、区）财政和海洋行政主管部门要加强对海域使用金征收管理的监督检查，确保海域使用金及时足额缴库。对违反规定擅自减免、截留、挤占、挪用海域使用金的，要严格按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国务院令第427号)和《海域使用管理违法违纪行为处分规定》（监察部、人事部、财政部、国家海洋局令第14号）等有关规定进行处理，依法追究有关责任人员的责任。
第十九条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执行。《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浙江省海域使用金征收管理办法的通知》（浙政发〔2006〕71号）停止执行，此前有关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一律以本办法为准。
附件：1.浙江省海域等别
2.浙江省海域使用金征收标准
3.用海类型界定
检察机关“初查制度”探究
于朝
初查制度，是检察机关制定的在自行侦查案件的立案前都必需进行初查，确认有犯罪事实后再立案的一种办案制度。初查，过去也称预查，是近十几年检察立案的必经程序。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司法实践中，为了确定管辖分工或举报材料的某些内容（如案发单位和嫌疑人是否存在等），需要到有关单位了解情况。但这类活动的目的不是为了确认犯罪嫌疑人是否实施了犯罪，因而本文所讨论的初查制度问题无关。
一、初查制度的提出和形成
检察机关是于８０年代中期开始进行自侦案件的初查活动的。产生这一活动背景，主要是基于对刑事立案的误解和对客观环境变化的不适应。
首先，检察机关开始进行自侦案件的客观条件导致了检察机关对立案标准的误解。
７０年代末，我国颁布的刑事诉讼法，要求对控告、举报和自首材料进行审查后，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立案。法律规定的立案标准是“主观标准”立案时检察机关通过对立案材料的审查，“主观”上认为有犯罪事实存在即应当立案。至于客观上是否发生了犯罪，是谁犯罪，应当通过侦查解决[注1]。我国检察机关在８０年代初开始直接受理侦查经济罪案时，立案材料通常是由发案单位通过调查取得并提供的，且已能证明有犯罪事实存在，需要追究刑事责任。检察机关通过审查材料即行立案并直接进入预审。接受举报时已具备相当的犯罪证据，是这一时期经济罪案立案工作的一个突出特点。由于立案前已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存在，逐渐使检察机关对立法原义产生了误解认为只有客观上实际存在犯罪事实才能立案。但是，８０年代中期以后，检察机关受理经济罪案的线索来源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是，在办案中发现犯罪事实或犯罪嫌疑人的情形增加，并一度居立案线索来源的首位，由于在办案中即可查明线索，确认犯罪，更加强化的对立案必需客观存在犯罪事实的观念；二是，线索不清的举报、匿名举报也开始增多，根据这类线索进行立案，显然是缺少了以往发案单位在移交线索前的查证过程。检察机关为了解决立案后的“撤案”问题，提出了“提高立案质量，把好立案关”的口号，一定要确认有犯罪事实存在才能立案。对举报、检举和自首的材料所反映的问题进行立案前的调查初查，待查明有犯罪事实后才能研究立案。
其次，检察机关管辖的自侦案件的特点导致了检察机关对刑事立案对象的误解。
刑事立案，是指将犯罪或者可能为犯罪的事件列为刑事诉讼内容的诉讼活动。立案的对象应当是犯罪事件或可能存在犯罪的事件。检察机关管辖的自侦案件通常为职务犯罪或与职务有关的犯罪。犯罪与其犯罪主体履行职务有关，是检察机关管辖的自侦案件一大特点。这一特点导致检察机关对刑事立案对象的的误解，即认为检察机关立案的对象是犯罪嫌疑人而不是事件。例如：在检察机关的《立案决定书》及有关侦查材料中常见的“对×××进行立案侦查”，便是这一误解的体现。因存在这一误解，往往即使举报材料已证实客观上发生了犯罪事实[注2]，也不能通过立案侦破案件，却仍需要通过案前调查，确认犯罪嫌疑人后才能立案。这是初查活动产生的另一个原因。
初查制度的提出，最早见于１９８６年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侦查的刑事案件办案程序（试行）》。该文件第六条三项规定“经审查认为控告、检举的犯罪事实不清，需要补充材料才能确定立案或不立案的，可以通知控告、检举单位补充材料，人民检察院也可以派人直接调查，或者配合有关部门联合调查”。这是检察机关首次对有关初查问题作出规定，也是近十几年来对自侦案件进行初查的制度依据。但从这一规定的内容不难看出，传统的办案模式及立案观念对立案制度的影响。
１９９６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后，高检院起草了《人民检察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则（试行）》。该规则前几稿中尚规定在必要的时候可以进行初查，但最后定稿时即明确将初查规定为立案的一个环节，且具体规定了初查的程序。这标志的初查制度的正式确立。
初查制度被正式确立，还有一个重要的背景是：由于各种原因，检察机关在８０年代中后期展开了立案竞赛。这一竞赛所产生的一个明显恶果是导致了自侦案件侦查工作质量的下降，如：不应当立案的立了案；本可以侦破的案件侦破不了；本可以办出大案的仅够立案标准即结案。这些问题出现表现在办案结果上就是立案数与起诉数之间具有较大的差额。这一现象在９０年代逐渐引起了全国人民代表的注意，进而产生了强烈反映。检察机关的一些同志将人民代表的这些反映归结为立案质量不高所至，因而反复强调立案前要搞好初查，并最终将初查规定为立案制度之一。
二、初查制度的违法性
只要查一下刑事诉讼法有关立案的规定就不难发现，初查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这里首先需要阐明的是，刑事诉讼法在立案规范中为何未规定初查制度。笔者认为：
第一，刑事诉讼法未规定初查制度，是与刑事诉讼法的任务有关。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二条规定，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是该法的任务之一。而初查的任务则是确认有无犯罪事实，即查明犯罪事实，这与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刑事侦查的任务是相同的。因此，如果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初查（且通过初查已可以查明犯罪事实），整个刑事诉讼法中有关侦查的规定也就失去了必要。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立案是进行侦查的前提，只有立案以后，检察机关、公安机关才能实施“依照法律进行的进行“专门调查工作和有关的强制性措施”[注4]。根据这一立法思想，刑事诉讼法不可能规定也不会允许在立案前进行刑事诉讼活动初查。
第二，刑事诉讼法未规定初查制度，是与刑事侦查的工作规律有关。刑事侦查的基本活动过程是：立案→侦破→预审→侦查终结。实际工作中，除侦查机关直接发现的犯罪案件以外，其它任何犯罪案件（含作案人在发案前自首的）都需要经过上述侦查过程。这里有一个如何认识法律规定的事实（证据）标准问题。我国刑事诉讼法对此作了科学的规定。①只要“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注5]，即应当立案侦破；②对“经过侦查，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的案件，应当进行预审”[注6]；③侦查终结时“应当做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注7]。刑事诉讼法的上述规定概括起来就是，立案时，侦查机关对案件事实的确认允许是主观的，即实际是否发生了犯罪不影响立案与侦破，笔者称其谓“主观标准”；预审时，必需要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此时也只是要求有一定的证据证明发生了犯罪，但还需要通过预审“对收集、调取的证据材料予以核实”[注8]，笔者称其谓“准客观标准”；侦查终结时，则必须做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笔者称其谓“客观标准”。达到“客观标准”是整个侦查活动的结果。但制定初查制度的目的，则是在立案时即达到“客观标准”，这显然是违反侦查工作规律的。因此，刑事诉讼法不可能规定初查制度。
从上述论述可以明确，从依法治国和科学诉讼的角度看，刑事诉讼法不能也不会制定初查制度。而高检院制定的初查制度，其违法性就在于允许进行诉前调查，即非法进行侦查活动。
检察机关的有些同志认为，刑事诉讼法的立法者在制定立案法规时，未考虑到检察机关自侦案件具有作案隐蔽性和举报不确定性的特点。未规定初查制度是立法上的疏漏。这一认识的偏差之处在于，持这一观点的同志没有实际研究一下刑事案件的侦查规律。事实上，从刑法规定的犯罪类型看，大部分刑事案件都会出现隐蔽作案和举报不确定（甚至错报）的情形。
也有的同志认为，初查是有法律依据的。这些同志引用刑事诉讼法第８６条“对于报案、控告、举报和自首的材料，应当按照管辖范围，迅速进行审查，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应当立案”中的“审查”一词作为初查的法律依据。强调汉语中的“审查”一词包括“调查”的意思，进而说明刑事诉讼法是允许进行初查的。笔者认为，这一解释有些牵强附会。首先，从语法上讲，８６条规定的“审查”对象是“材料”，而不是“事实和证据”。其次，刑事诉讼法并未规定审查所可以采取的“调查”手段。
上述看法和观念的存在，也是建立初查制度的一种理论依据。如果不加以纠正，即是高检院将来取消了初查制度，也势必会影响刑事诉讼法的贯彻执行。
三、初查制度的危害性
无论是从法理还是从仅十几年的诉讼实践看，初查制度的实施对正确地实施刑事诉讼法已产生了实际的危害后果。
第一，采用初查制度必导致违法诉讼，使检察机关的“严格执法”成为一句空话。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初查会导致侦查手段的滥用。侦查人员进行“初查”时，不采用侦查手段是无法获取证据的。为了获取证据，侦查人员必需采用相应的侦查手段（如询问证人、检查帐目、讯问犯罪嫌疑人等）进行调查，这必然导致侦查手段的非法使用；其次，许多通过初查取得的证据，在立案后已无法获取，检察机关在起诉时只能使用这些通过非诉讼程序获取的证据，导致使用不合法的证据进行诉讼。
第二，采用初查制度会影响侦查工作的正常进行。司法实践中，由于初查缺乏法定的调查手段，对侦查工作直接产生了不理影响。一是，在调查中遇有反侦查活动时，往往束手无策，致使案件因查不透而出现“夹生”，待立案后已无法纠正，这是一些案件查不明，诉不出的原因之一。二是，目前的初查制度中为防止对检察机关带来不利影响，规定了一些不得采用“调查”手段，但许多案件必须采取相应的侦查措施才能查明犯罪事实，遇有这类情形时，往往会出现查不透的情况，而犯罪事实查不透又不能“立案”，致使一些犯罪案件被迫放弃侦查，造成犯罪分子逃脱刑事责任的追究。
第三，初查会导致侦查工作失去相应的监督。按照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侦查程序，通过立案侦破阶段，可能出现两种结果，一是通过侦查，查明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应当进入预审；二是通过侦查查明没有犯罪事实，或因客观条件的限制无法收集有罪证据，不能进行预审，而应当取消案件。检察机关经过十几年的探索，制定了一整套取消案件的监督程序。但由于初查是将侦破工作置于了立案之前，因此，对应当通过作取消案件的处理的情形，即通过不立案解决，致使取消案件的诉讼过程失去了程序上的监督。不立案成为办案人员或个别领导干部处理“不好查”案件的法宝，是导致有案不立，甚至利用案件进行非法交易的重要因素。
总之，初查制度的建立和实施，已经对检察机关的执法形象和实际执法水平造成了危害。在中央一再强调依法治国的今天，已到了非取消不可的程度。
四、取消初查制度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
初查制度在检察机关已经实际实施了十几年，现在取消这一制度阻力是可想而知的。笔者认为在取消这一制度时，需要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转变刑事立案观念。多年来，由于对立案标准理解上的偏差，导致了检察人员在立案观念上的一些错误认识，这是产生初查制度的主观原因。因此，取消初查制度的首要问题是转变检察人员的刑事立案观念。首先，应当正确理解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立案标准是“主观标准”，而不是客观标准，通过这一观念的转变，使的初查制度成为“没有必要”。其次，应当树立先立后查，依法办案的观念，即将立案作为刑事调查的必要前提。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也不是对所有的举报线索均进行初查，在实际工作中，也是认为可能存在犯罪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才进行初查。实际上绝大部分案件的进行初查时，已达到了法定的立案标准。第三，应当树立因事立案的观念。无须待确认犯罪嫌疑人后才能立案。
二是，转变侦查观念，改进侦查制度。在讨论初查的必要性时，检察机关的大部分领导同志都担心放开立案，会导致对当事人的非法侵害。建立“初查”制度的原意就是为了提高预审的准确性，防止因随意采用传唤措施而给当事人、社会和检察机关带来不利的影响。但现实是，由于“初查”制度的建立没有法律依据，因而对采取何种手段进行初查的问题有关部门不能依法作出具体的规定，所以“初查”制度的建立不仅没有达到预想的结果，反而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例如，初查中证人作伪证时不能依法处置；犯罪嫌疑人不供时无法采取强制措施；有关单位拒绝查帐时无法强制进行查帐；初查中所获取的证据无法在法庭上运用；甚至个别案件在出现已经查明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事件而立案的情形时，上级检察机关无法监督等等。实际上，初查本身就是一种非法诉讼行为。检察机关采用这一非法诉讼方法来制止办案中的其他违法行为，是一种消极的方法。积极的方法应当是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建立健全侦查制度，用合法的办案制度来约束违法的办案行为。在这方面，高检院及各级检察机关目前亟需制定的侦查制度主要是案件侦破制度。笔者认为案件侦破制度至少应当包括：①秘密侦破制度。除犯罪嫌疑人自首的情形外，侦破工作应当秘密进行。②侦破工作程序。案件侦破过程中可以采用的侦查措施。其中，在案件侦破之前，不得讯问犯罪嫌疑人。③破案标准。即进入预审阶段所必须的证据标准。
三是，提高侦查人员执法水平。取消初查制度后，可能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撤案数的增加。如何正确的认识这一现象呢？首先，应当正确认识立案与撤案的关系。撤案不是对立案本身的否定，而是对立案对象的否定。立案是根据举报等材料，将检察机关认为可能存在犯罪的事件纳入刑事诉讼程序。经过侦查，确认该事件中不存在犯罪时，应当撤案。撤案是保护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主要法律手段和措施。因此，在立案时如立案材料已说明可能存在犯罪，而撤案时，有关证据证明不存在犯罪，撤案是一种正常的诉讼现象。其次，应当搞清撤案的原因。刑事侦查中的撤案原因主要有：①立案时未能正确地审查材料，错误的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②受侦查水平所限，无法查明犯罪事实。③客观上不具备侦破条件，导致案件无法查清。④经侦查发现立案材料不实，不存在犯罪事实。目前检察机关由于存在着初查，因而自侦案件的撤案主要原因是前两种情形。因此，在取消初查制度后，上述第④种撤案情形可能会增加，但随着侦查人员执法水平的提高，其他类型的撤案情形会大幅度减少。所以，取消初查制度从总体上讲不会导致检察机关撤案的数量的增加。
四是，改变对案件的统计及报告、宣传的方法。第一，在案件统计方面，将立案数改为案件受理数。检察机关接受举报等不一定立案，而立案说明是检察机关实际接受案件的情况，反映出该机关的工作量和在打击犯罪方面的主动性。第二，增加破案统计指标，并作为检察机关向人大报告和对外宣传自侦案件数量的主要指标。第三，对撤案原因进行具体化的统计，通过统计分析，不断改进侦查工作，以保证立案工作的严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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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参见于朝《论经济罪案的立案标准》，〈政法论丛〉１９９６年第６期
注2：参见于朝《未明确作案人贪污案件的立案与侦破》１９９０年山东省反贪污贿赂工作会议文件。
注3：参见《刑事诉讼法》第８２条规定的侦查含义。
注4：参见《刑事诉讼法》第８６条规定的立案标准。
注5：参见《刑事诉讼法》第９０条规定的预审标准。
注6：参见《刑事诉讼法》第１２９条规定的侦查终结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