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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税收政策的通知

2002年10月10日 财税〔2002〕70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
　　为了进一步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经国务院批准，并根据现行税法有关规定，现对有关税收优惠政策补充通知如下：
　　一、自2002年1月1日起至2010年底，对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销售其自产的集成电路产品(含单晶硅片)，按17%的税率征收增值税后，对其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3%的部分实行即征即退政策，所退税款由企业用于扩大再生产和研究开发集成电路产品。
　　二、对生产线宽小于0.8微米(含)集成电路产品的生产企业，经认定后，从2002年开始，自获利年度起实行企业所得税“两免三减半”的政策，即自获利年度起，第一年、第二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三年至第五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按照《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已经享受自获利年度起企业所得税“两免三减半”政策的外资企业，不再重复执行本条规定。
　　按照《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可以享受自获利年度起两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的外商投资企业，如果2002年(不含)之前实际享受企业所得税“两免”政策期满的，不再重复执行“两免”政策，从2002年起执行企业所得税“三减半”的政策；如果2002年(不含)之前实际享受企业所得税“两免”政策未满两年的，继续执行剩余的免税期限及“三减半”的政策。
　　按照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94)财税字第001号〕的规定，执行自投产年度起两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的内资企业，改按执行自获利年度起企业所得税“两免三减半”的政策。如果2002年(不含)之前已经获利并自获利年度起实际享受了企业所得税“两免”政策期满的，不再重复执行“两免”政策，从2002年起执行企业所得税“三减半”的政策；如果2002年(不含)之前已经获利并自获利年度起实际享受企业所得税“两免”政策未满两年的，继续执行剩余的免税期限及“三减半”的政策。
　　投资额超过80亿元人民币或集成电路线宽小于0.25微米的集成电路生产企业，继续按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关于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0〕25号)执行。
　　三、自2002年1月1日起至2010年底，对集成电路生产企业、封装企业的投资者，以其取得的缴纳企业所得税后的利润，直接投资于本企业增加注册资本，或作为资本投资开办其他集成电路生产企业、封装企业，经营期不少于5年的，按40%的比例退还其再投资部分已缴纳的企业所得税税款。再投资不满5年撤出该项投资的，追缴已退的企业所得税税款。
　　自2002年1月1日起至2010年底，对国内外经济组织作为投资者，以其在境内取得的缴纳企业所得税后的利润，作为资本投资于西部地区开办集成电路生产企业、封装企业或软件产品生产企业，经营期不少于5年的，按80%的比例退还其再投资部分已缴纳的企业所得税税款。再投资不满5年撤出该项投资的，追缴已退的企业所得税税款。
　　西部地区的范围按照《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关于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实施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1〕73号)执行，即西部地区包括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西藏自治区、陕西省、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青海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内蒙古自治区和广西壮族自治区。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自治州、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比照西部地区执行上述政策。
　　四、其他有关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的政策规定，仍按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关于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0〕25号)执行。
　　此前政策与本通知相抵触的，以本通知为准。



　　《淮南子》，也称《淮南鸿烈》，由西汉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苏非、李尚等人所著。《淮南子》以道家思想为主，糅合了儒、法、阴阳五行等家的思想，当代学者称该书“集众家之说而归之于道，乃西汉道家思想的最高理论结晶，是我国思想史上划时代的学术巨著”。

　　以下，笔者仅就《淮南子》书中的司法思想加以探讨。

　　司法的正当性与司法者的素质

《淮南子》认为，国家司法权的行使必须符合正当的原则，不能“虐杀不辜，而刑诛无罪”，否则会给国家带来灾难性后果。作者反对那种唯刑罚是务的极端化治国主张，认为“刑罚不足以移风，杀戮不足以禁奸，唯神化为贵”，这是说单纯靠刑罚不足以移风易俗，单纯靠杀戮也不足以禁奸止邪，只有改变人们的精神状态才是最可贵的。

作者认为，司法的正当性在于司法活动必须遵守公正的原则，公正的司法不仅有利于树立司法的权威，也有助于社会的稳定。他说：“是故明主之治，国有诛者而主无怒焉，朝有赏者而君无与焉。诛者不怨君，罪之所当矣。赏者不德上，功之所致也。民知诛赏之来，皆在于身也。”君主作为国家最高司法权的掌管者，不能因喜怒或私欲实施赏罚，这样才能保证司法的公正性和正当性。依法进行赏罚，不受喜怒之情左右，使官民明白赏罚皆因其自身的行为，而与君主个人的态度无关，这对社会的和谐稳定具有重要的作用。

《淮南子》又说：“夫人主之听治也，虚心而弱志，清明而不暗。是故群臣辐凑并进，无愚智贤不肖，莫不尽其能者，则君得所以制臣，臣得所以事君，治国之道明矣。”这段话吸收了先秦道家清净无为的理论，并将其作为治国的指导方针。从司法的角度看，这段话具有如下的含义：君主从事司法活动时应当坚持清净无为、虚心弱志，才能不受私情私欲的影响，保证司法的公正。

作者进一步指出：“是故非淡泊无以明德，非宁静无以致远，非宽大无以兼覆，非慈厚无以怀众，非平正无以制断。”上述所谓“淡泊”、“宁静”、“宽大”、“慈厚”及“平正”都是对官员的道德要求，也是对司法官员的道德要求。官员特别是司法官员只有具备了上述道德素质，才能促成司法活动的正当性。所谓“非平正无以制断”，正是说司法官员不具备公平正直之德也就不可能正确地断狱量刑。

在《淮南子》看来，司法的正当性不仅取决于司法官员的道德素质，也取决于立法的正当性；换言之，公正的立法是公正司法的前提条件之一。它指出：“法者，天下之度量，而人主之准绳也。县法者，法不法也；设赏者，赏当赏也。法定之后，中程者赏，缺绳者诛。尊贵者不轻其罚，而卑贱者不重其刑。犯法者虽贤必诛，中度者虽不肖必无罪，是故公道通而私道塞矣。古之置有司也，所以禁民，使不得自恣也。其立君也，所以??有司，使无专行也。法籍礼义者，所以禁君，使无擅断也。人莫得自恣，则道胜；道胜则理达矣。”这段文字阐明立法的目的在于赏善罚恶，而公正性则是其灵魂。司法的目的在于将立法的公正性变成现实，赏其当赏，罚其当罚，在法律适用上一律平等，即使尊贵者犯法也不会对其轻罚，卑贱者犯法也不会对其重罚。司法的公信力因之得以树立。无论是掌握司法权力的人还是普通百姓，都应遵守法律，不得“自恣”，违反法律的后果都是面临法律的制裁。即使是司法权的最高掌管者君主也不能搞司法擅断，必须根据法律的授权来行使司法权，这就要求君主必须保持“无为”的心态，无为不等于无所作为，而是指君主在从事司法活动时不随心所欲，不搞“言大于法”，应当根据法律规定从事司法活动。可见上述言论与法家的司法思想相当接近。

下面这段话进一步论述了君主带头守法与公正司法之间的关系：“法生于义，义生于众适，众适合于人心，此治之要也……法者非天堕，非地生，发于人间，而反以自正。是故有诸己不非诸人，无诸己不求诸人。所立于下者，不废于上；所禁于民者，不行于身。所谓亡国，非无君也，无法也。变法者，非无法也，有法而不用，与无法等。是故人主之立法，先自为检式仪表，故令行于天下……故禁胜于身，则令行于民矣。”“法生于义”是说法律的本质在于正义，而正义的法律是合乎人心的。法律并非超自然的产物，而是人们合意的产物，因此法律对任何人都有约束力。法律决定国家的兴亡，只有君主而无法律，国家必亡。有法律而不用，与没有法律等同。君主必须带头服从自己制定的法律，如此才能树立法律的公信力，才能使法律行于天下。如果从司法的角度看，有几点需要注意：一是法律具有正义性，司法在于实现这种正义性；二是“有法而不用”即司法不以法律为根据，其结果是“与无法等”；三是“禁胜于身”即严格公正地司法，不受私情私欲的影响，则能使法令深入人心。可见，法治及司法的正当性与君主或司法者的个人素质有密切关系。

《淮南子》还说：“喜怒形于心者，欲见于外，则守职者离正而阿上，有司枉法而从风；赏不当功，诛不应罪，上下离心，而君臣相怨矣。是以执政阿主而有过，则无以责之。有罪而不诛，则百官烦乱，智弗能解也。”它进一步申明了君主个人素养与司法活动之间的关系，君主喜怒形于色，将个人欲望和意志凌驾于司法权力之上，那么司法官员就会曲意逢迎、枉法裁判，导致赏罚不当，司法不公，上下离心离德，国家由此陷于混乱。因此，掌握国家最高司法权的君主必须排除私情私欲的影响，不能将自己的意志凌驾于司法权力之上，并要求各级司法官员秉公执法，不可枉法裁判，如此才能树立法治的权威，民众才会信赖国家的法令。

作者还提到了“处静持中”的主张，也是对司法官员的一种要求。“处静”是指内心保持一种虚静的状态，不受私情私欲的影响；“持中”是指追求公正的一种愿望。在作者看来，对私情私欲的超越正是司法官员实现司法公正的前提条件之一。因此，《淮南子》才将“公正无私”作为对执法者和司法者的基本要求。《淮南子·主术》还说：“不偏一曲，不党一事，是以中立而遍运照海内。群臣公正，莫敢为邪。”这是将“中立”、“公正”当成一种基本的政治道德和司法道德来提倡。

作者又指出：“明主之赏罚，非以为己也，以为国也。适于己而无功于国者，不施赏焉。逆于己便于国者，不加罚焉。”这是进一步阐明了司法公正与司法者的公正态度之间的关系。君主作为国家司法权的最高掌管者，必须具备公正的态度，将司法公正作为自己的价值追求，不能以自己的好恶作为赏罚的根据。君主行使司法权，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为了国家的利益。臣民的行为即使对君主有利但对国家无利，也不可对其赏赐；反之即使对自己不利但对国家有利，也不可加以惩罚。可见，对君主来说，司法的正当性乃基于其对司法公正的价值追求。

《淮南子》还说：“故有道以统之，法虽少，足以化矣；无道以行之，法虽众，足以乱矣。”又说：“故国之所以存者，非以有法也，以有贤人也；其所以亡者，非以无法也，以无贤人也。”上引第一段话是说有道之人从事司法活动，即使法律少也可感化民众；无道之人从事司法活动，即使法律多也会带来混乱。可见作者是将司法者的道德素质当成了树立司法公信力的前提条件，其将“贤人”（道德高尚的人）司法提到了关乎国家兴亡的高度来加以论述了，没有贤人行使司法权，那么国家即使有完备的法律也会衰亡。这就将司法的正当性与司法者的道德素质结合了起来，此处揭示了一个道理——司法的正当性取决于行使司法权者的道德素质。《淮南子·泰族》所谓“不知礼义，不可以行法”也是说的这个道理。

司法的地位与作用

《淮南子·?锫邸匪担骸肮适ト酥?溃?矶?酰?隙?拢?岫?保?投?剩??赵蛘郏??嵩蚓恚?ト苏?诟杖嶂?洌?说玫乐?尽；?踉虺粒??粼蚍桑?跹粝嘟樱?四艹珊汀??识魍圃蚺常?吃虿煌?谎贤圃蛎停?驮虿缓停话?圃蜃荩?菰虿涣睿恍掏圃蚺埃?霸蛭耷住！贝由鲜龌坝锟梢钥闯觯?痘茨献印肺?樟说兰摇⑷寮液头?业闹喂??酰?兰液腿寮业闹喂??跗?凇翱怼被颉叭省钡囊幻妫??业闹喂??跗?凇懊汀被颉案铡钡囊幻妗Ｋ?健笆ト苏?诟杖嶂?洌?说玫乐?尽保?撬凳ト俗魑?玫乐?耍?谥喂?绞缴细杖岵⒂眉纯砻拖嗉茫?庋?拍苡欣?谏缁岬暮托场４铀痉ǖ慕嵌瓤矗?饫镉屑傅阈枰?⒁猓阂皇撬痉ǖ牡匚唬???砹艘恢帧懊汀钡牧α浚?诠?业恼?紊?钪杏氲赖禄蛉驶莨钩梢恢只ゲ沟墓叵担?币徊豢桑欢?撬痉ǖ淖饔迷谟谖?ど缁岬暮托常?俳??ǖ奈榷āＫ?健耙跹粝嘟樱?四艹珊汀本褪撬档恼飧鲆馑肌?br>
《淮南子》又说：“故圣人因民之所喜而劝善，因民之所恶而禁奸。故赏一人而天下誉之，罚一人而天下畏之。故至赏不费，至刑不滥。”所谓“罚一人而天下畏之”也点明了司法的作用，借用今天的刑法学术语，即刑罚不仅能发挥“个别预防”的作用，而且还能发挥“一般预防”的作用。“一般预防”旨在通过惩罚犯罪人而让一般人感到畏惧，从而不敢以身试法，这显然有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

作者还指出：“人之性有仁义之资，非圣人为之法度而教导之，则不可使乡方。故先王之教也，因其所喜以劝善，因其所恶以禁奸。故刑罚不用，而威行如流；政令约省，而化耀如神。”这里透露出的信息是：治理国家单纯靠刑事司法（刑罚）是不行的，还必须有仁义教化，教化的施行不仅能使民众趋向正直，而且会使刑罚悬而不用。由此可见，国家的教化权比司法权更加重要，因为司法权在本质上不是一种彰显善道的力量，而是一种抑制邪恶的力量，况且人的天性中具有趋善即追求仁爱的倾向，而教化可以引领这一力量向理想的目标前进。这一说法与儒家的“德主刑辅”理论相当接近。

《淮南子》又指出：“若不修其风俗，而纵之淫辟，乃随之以刑，绳之以法，法虽残贼，天下弗能禁也。”还说：“治之所以为本者，仁义也；所以为末者，法度也……故仁义者，治之本也。今不知事修其本，而务治其末，是释其根而灌其枝也。且法之生也，以辅仁义。今重法而弃义，是贵其冠履而忘其头足也。”它告诉治理国家应当注重通过教化来移风易俗，不能过度依赖刑罚即刑事司法的力量，因为教化不行而单靠刑罚的严酷将于事无补，并明确阐释了以仁义为本、以刑罚为末的治国方略，实际上也就是揭示了国家司法权的地位：辅助道德教化。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教化权具有根本性和全局性，而司法权则具有辅助性和补充性，后者不能取代前者居于主导地位。

综上所述，《淮南子》一书认为，司法的正当性在于司法活动必须遵守公正的原则，公正的司法不仅有利于树立司法的权威，也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另外，它还将司法者的道德素质当成了树立司法公信力的前提条件之一，甚至将“贤人”司法提到了关乎国家兴亡的高度来加以论述，并将司法的正当性与司法者的道德素质结合起来，其中揭示了一个道理——司法的正当性取决于行使司法权者的道德素质。《淮南子》还认为，司法的作用在于维护社会的和谐，促进政权的稳定；国家司法权的地位在于辅助道德教化。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教化权具有根本性和全局性，而司法权则具有辅助性和补充性，后者不能取代前者居于主导地位。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司法理念与司法制度研究中心主任）